近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孙明的研究成果《制度定型与思想张力:嘉道时期对“壅蔽”问题的讨论》在《清史研究》上发表。

本文以清代言路制度（君主接受进言的渠道体系）为例，观照中国历史上从“创制”到“定制”过程中的政治角力和政治文化塑造问题，透视制度体系内在制约的力量及其与王朝政纲间的关系，试图由此说明“壅蔽”的生态如何产生且挣脱不破。

从制度的发展过程而非静态的视角来看，嘉道时期是清代言路制度定型时期。如果将“中枢”视为包括职官、文书等要素在内的一套制度体系，言路制度实嵌于文书行政制度、君主日常政务处理机制之中，清代从题本到奏折、从内阁到军机处的重大转变，决定了言路的边缘化地位。士人沿承治道传统，坚持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功能，批评“壅蔽”问题和言路制度；君主则将士大夫的个人道德放大到制约言路制度执行的效力，将言路问题归罪于士大夫的私心私利。制度与政纲共成一体，从清代言路的制度思想来看，“前代法意”与“本朝法意”之间又存在张力、相反相成，形塑了清朝的言路制度体系，影响及于“因循圆美”的官场积习和士林风气，走向嘉道时期彰显的“中叶困境”。制度定型期，在政治史上往往意味着，制度体系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力量未经检验，君主和士大夫身处其中而不自知，提出较大力度的批评和改革主张，而已趋于成熟的制度体系与相应的政治文化则展示它的力量，反作用于人事，束缚改革的冲动。

本文的写作，表达了作者将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权力结构、实践过程统合起来思考，分析其中周流遍布的互动关系的努力，希望由此呈现制度史的复杂面相，将制度史带回到政治史的场景之中。作者借助洪亮吉、龚自珍、魏源等嘉道士人的言说，思考当时无处不在的“中叶困境”，希望由此增进对清中期历史的理解。身处奏折、军机处、言路制度塑型、发展的进程中，洪亮吉、龚自珍看到了正在消逝的制度传统，乾隆晚期的政治问题放大了制度问题，更引他们思考和批评问题所在。这种批评，成为近代制度变迁的先声。

（内容转载自“政观生活”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