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张权 阎晓阳|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可能的“过渡阶段”
注：本文原载于《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因篇幅原因，注释和参考文献未摘录。
从学术演进的角度看，较早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主要着眼现实，例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一般到特殊的应用，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或者从共生观、权力观、利益观等不同角度挖掘其实践价值。随后出现的研究尝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追根溯源，“类”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观点。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数量出现跨越式增长，研究视角更加丰富多元。在现实价值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认为是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是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新“交往”范式。在建构路径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认为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科学构想，是新时代应对全球风险挑战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状态，其具体构建与实现需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法等领域展开。在理论渊源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儒家“大同”思想的结晶，也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理论、人学思想以及世界历史理论等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其中，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近年来得到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现实出发，认为世界历史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背景，既为发现个体间、国家间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提供启发，也揭示全球重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移的趋势，而资本主义弊端的暴露显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紧迫性。二是从理论出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从“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历史进程，是对世界历史理论合乎逻辑的丰富、延伸与发展，顺应走向开放、平等、联系的历史趋势。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四重维度
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散见于诸多论著中。在他们看来，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尤其是一切阶级差别的最终消除，人类才得以由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到人的生存条件，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从封闭的、孤立的、区域的历史走向开放的、联合的、全球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思想为如何认识与改造世界提供视角与方向，从整体性角度揭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历史脉络中的发展趋势、必然规律与相互关系。
从时空范围看，世界历史理论所涉及的时空范畴与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相区别。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指的是全球范围内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人类社会的行为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世界历史指向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以来所形成的打破地域、民族界限的历史时期，即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同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前资本主义社会，以机器生产和最广泛分工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只有大工业时代以降世界各地相互联结的历史、人类由彼此孤立走向开放进而呈现共同体图景的历史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所关注的阶段，至于过去各个国家、地区相互隔绝、闭塞的发展阶段则不在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范围之内。
从世界观看，世界历史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阐发的结果。世界走向一体化，是中西方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设想，从“大同世界”到“世界主义”皆是如此。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思想得到较完整的阐发：世界历史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必然的进程，冲破狭隘的地域范围，由民族的汇成世界的。在追溯事物的本质与起源时，他没有发现隐藏在社会关系之下的阶级矛盾，而是将世界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的外化，使得“崭新的世界历史思想披上了陈腐的旧装”。在扬弃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认识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一种意识、绝对精神等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行动，而是一种“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
从行动主体看，世界历史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是缔造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主体。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将要演进到共产主义世界：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是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基础上更先进的社会形态，是与历史发展潮流相一致的。如何实现“自由人的联合”？这要依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两个联合”是紧密相关的。无产阶级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从而推动世界历史从自发走向自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由工人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而工人在剥削与压迫下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然而，正因为异化的他们一无所有，工人才愈是革命性的，愈要联合起来形成自己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无产阶级世界性的阶级属性与共产主义事业的世界历史性是一致的。
从根本指向看，世界历史的目标是“两个必然”的实现。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指向与目标，就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也与“两个必然”的内在逻辑相一致。事实上，进入世界历史时期以来，生产力变革过程的主要推动者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并因此被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断爆发，终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即探究和论证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也被后人归纳为“两个必然”。反映在制度形态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
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全球一体化的萌芽已经出现。但事实上直到18—19世纪产业革命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与拓展，才真正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甚至将“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因此，世界历史理论所阐释的是近代以来−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规律，所指的是消除地域界限的各民族普遍交往的时代。
二、世界历史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被完整地提出，倡导“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强调的，是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实现与世界各国的良好互动与和平发展，是一种国与国交往的哲学思考，是一种国家层面的价值取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主旨在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郑重宣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与基础性意义，同时与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相区别。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扬。深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摒弃各种价值偏见与地域、民族优越的论断，维护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强调人类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休戚与共的紧密性、共同发展的优先性、互动交往的平等性。这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相符合，同样超越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中的“中心论”色彩与地域偏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区别了二者：“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实际是对黑格尔理论中蕴含的“欧洲中心主义”“日耳曼中心主义”的超越和重构，也是对世界历史重新思考与审视的结果。马克思对“中心主义”思想羁绊的破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启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需要。世界范围内全人类的“命运与共”，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天然性特征，而是近代社会以来的结果。经过三次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巨大改变，社会分工充分发展，人与人的交往实现极大便利，实际存在着的时空藩篱被加速瓦解，一切事物都成为全球性的，具备着世界历史的意义。因此，在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相互依存、彼此依赖，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这是时代的特征。时代的变革要求着思维的改变，在世界历史加速发展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构建已经是历史的要求，从而实现与人类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性需要。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由此引发一系列全球性危机与现代化困境。在肯定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技术、资本对人的异化进一步消解人的主体性，而气候问题、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金融危机等新问题都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挑战−不仅在地域意义上如此，在利益层面同样如此，亟需世界范围的联合与共同应对。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更高阶段世界历史时期来临前的一个阶段性目标，与共产主义社会既有联系又有差异。
所谓联系，是指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理念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所致力于实现全人类共同福祉的愿景是相同的。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只有有效解决人类现时代的共同挑战，实现人类生活存续与发展，才能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生存环境、物质基础与可能性。这种联系也体现在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的同一性方面：无产阶级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者与执行者，又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体。这种内在一致性要求无产阶级在全人类共同发展问题上积极贡献，只有顺利解决现阶段的挑战，才可能推动世界历史向前持续发展，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所谓差异，是指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存在本质区别的。首先，主体不同。未来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而自由的人的联合是以个体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可以细分为民族、地方、区域等多个尺度的共同体，但根本上还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家间合作，而人的联合的实现往往需要以国家为平台。前者强调人的平等联合，后者强调国家间平等基础上各国人民的幸福生活的实现。其次，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仍然存在且分化严重，产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许多技术难题尚未解决，物质生活远远未到极大丰富的状态。第三，阶级状况不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私有制不复存在，按劳分配被按需分配所取代，阶级对立也被消除，最终实现国家的消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对的现实正是私有制、阶级对抗与主权国家，是一种承认分歧之上的联合倡议。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过渡阶段”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上是超越的，在实践中是现实的。其中，超越性意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理想一定程度上超越于人类社会发展现状，现实性意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是紧密结合当前国际社会形势与全球治理现实展开的，适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社会行为体构成、生产力发展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过渡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静止状态的全球格局，是通向更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可能路径；不是自由王国和理想社会的实现，而是必然王国和现实世界的需要。面对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推动世界历史持续积极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致力于为世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世界使命的集中体现与良好诠释。与此同时，“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未曾动摇和改变的，是党的长期奋斗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未来共产主义实现的一种条件准备。与之相反，伯恩斯坦等人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认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变化，以及快速消灭资本主义的艰难性，但是却错误地认为无需消灭与触动资本主义，进而采用修正和改良手段。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有类似主张。
从历史发展逻辑来看，当今人类社会处于全球化深度发展、人与人密切交往互动的时期。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愈发凸显，但尚未完全实现。根据马克思的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在横纵两个方面：横向来看，人类世界整体化的实现程度越来越高；纵向来看，人类历史逐渐从社会结构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变。两个维度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即从工业革命肇始至俄国十月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借助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建立，全球在现代意义上逐渐联结为一个整体。在目前的世界历史时期，即从十月革命至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时期。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遭遇挑战，但最终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成为可能，世界的整体化程度达到较高水平。与此同时，一些影响全球和平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为国际社会带来深刻动荡，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发展的原因所在。
从历史发展目标来看，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将得到真正解决，这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人们将第一次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在人的异化尚未得到扬弃、人与自然冲突仍然存在的今天，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目前存在矛盾的重要思想与实践指引。个体的发展与解放的实现与社会的发展与解放的实现是统一的，个人解放的程度与社会解放的程度也是统一的。“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随着历史向全球性、开放性的世界历史转变，个人也正在从封闭的、孤立的、地区性的个人向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转变。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一个个封闭孤立的个体联结起来，使之与历史进程相一致，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相统一。这将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人与人的联结所强调的相关性−即每个人的自由、平等与发展与他人命运相关、休戚与共−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尚存在距离。当资本主义的历史被共产主义的历史所取代而终结时，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解放才会得到真正的实现。
四、“过渡阶段”面临的焦点问题：两制关系及其超越
（一）两制关系集中表现为“两制国家”的关系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间的对立性关系是内生的、根本性的。在最终指向“两个必然”的人类社会进程中，共产主义的发展及其制度的创立往往会遭受资本主义的挑战与阻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采用暴力的革命手段推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变革。从目标来看，共产主义社会所实现的阶级与国家的消亡也揭示着两种制度、体系间的张力所在。这种对立性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尚未到达的今天同样存在，是世界历史从“两制并存”向“两个必然”过渡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特征。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矛盾、文明国家间的矛盾以及同一制度国家间的矛盾同样存在且重要，但两种制度间的关系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复杂性。
两种制度间关系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集中表现为“两制国家”间关系，即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在主体性维度上，国家是当今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间竞争与合作是国际舞台上行为体互动的主要方式。绝对超越国家的组织与个人是难以存续的。与之相适应，国家边界不仅是主权的界限，也已经逐渐成为人们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主要边界−国家认同成为人与人相互标识、区别与联络的重要维度。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成为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主流叙事范式，国家利益在利益关系中占据主要地位；阶级认同在多数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面临被解构的困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划分逐渐被淹没，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期。结合时代发展现状，上述特征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都不会改变。
在功能性维度上，国家是承载与实践政治制度的最主要共同体形式，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都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体制设计。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萌芽率先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并产生影响，但彼时是不完善的、零散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思考与观察现实的过程中逐渐丰富与完善社会主义构想，最终建构起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两制关系的本质呈现，亦即两制内在张力的真正显露，正是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两制国家”并存为起点并延续至今的。基于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首先在多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也曾提及落后国家在特定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式论断。在实际历史发展进程中，俄国等国家率先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世界历史进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国家制度的对峙阶段，这是世界历史的新时期。
在历时性维度上，“两制国家”并存的状态是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世界历史的一般性特征，“两制国家”将呈现一种有机互动、动态发展的系统性关系。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以意识形态博弈为鲜明特征的尖锐对抗。尽管由于苏东剧变等事件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遭受打击，但“两制国家”间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国摸索与找寻到了一条与国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各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频繁出现，西方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价值与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也在一次次危机应对过程中不断遭受质疑，其所积累的信用储备逐渐消解。
“两制国家”在某些领域能够超越分歧，进行有效沟通与合作，但由于阶级内在的对立属性，这种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超越是有限的、反复的、不稳定的。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往往是复杂的，有时存在着整体性、多维度的竞争甚至对抗。“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二）超越“两制对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主权国家为现实基础，在尊重不同国家与地区差异前提下，强调人类的整体性，是差异性与整体性的辩证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两制对立”的超越，主要表现为对意识形态对立的超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间的共同治理、共同发展、共享国际权力，致力于维护全球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一方面，“两制对立”集中表现为“两制国家”的对立，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呈现一种动态稳定的互动关系，前者取代后者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超越“两制对立”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世界的互联互通不断加深，国家间、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联系日益密切，共同利益与挑战逐渐增加，甚至是命运攸关，在事实层面“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诸多挑战，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携手应对，共同承担责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中国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以合作为主的国家间关系，并且不断扩大各领域务实合作。“两制国家”在目前存在着广泛而深厚的共同利益。
与之相反，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历史进程中，全球现代化进程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为样板，并更多着眼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利益，而非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尽管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相较于19世纪已经产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某些“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但是资产阶级在全球治理方面总体而言并未超越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仍然表现出强烈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特征−这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产阶级在国家内部治理上的阶级局限性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全球问题的突出与全球治理的缺位形成明显张力，这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肩负起了这个使命。
事实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以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为代表的现代化建设方案已经就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过讨论，并得到了答案：超越意识形态争执、超越两制对立，是一种务实的选择。经典的“黑猫白猫论”即是一例。在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是高度异质性的，人们生活在由不同文化、种族、民族、宗教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差异性缔造了丰富多元的人类文明，却也成为某些国家间的竞争、冲突或其他利益纷争与矛盾的根源。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在持续致力于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构建旨在实现全人类繁荣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所在。
超越“两制对立”并非等同于放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事实上，为人类社会发展、世界进步作贡献，谋求全人类整体利益，一直以来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共产党人的世界使命，是指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建立的现阶段需要。在超越“两制对立”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才可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全球治理问题与挑战，为世界历史向更高阶段进步奠定必要的物质生产力基础和创造更完善的环境条件。
五、结语
世界历史理论是诠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框架与哲学范式。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仍然被持续发展着的现实所不断确证。人类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的状态下有序发展，正努力向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下一阶段趋近。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世界历史形态，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在世界一体化的背景下，全人类的同向合作逐渐成为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世界历史所指向的美好社会的实现，有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作为一种中国式道路的理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在长期资本主导的发展逻辑下，各类全球问题日益严峻，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时代挑战与命题。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时代变革与世纪新冠疫情叠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意义愈发凸显。目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被写入党章与宪法，上升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意志，同时也多次被写入多边国际组织的宣言、决议中，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与共同愿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现实需求相契合、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相衔接。作为一个可能的“过渡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构建是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是一种中国特色、世界情怀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方案。只有在这样主客观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更好地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世界历史才能从“过渡阶段”向着更高阶段有序发展。
本文作者：张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阎晓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