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由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政治思想系列讲座《什么是政治家才能》在线上举行。讲座由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史蒂芬•斯密什（Steven Smith）主讲，回顾了政治思想史中关于“政治家才能”（statesmanship）的讨论，提出“政治家”区别于其他社会政治角色的特殊性，并解析了具体内容。讲座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德敏主持。

讲座伊始，斯密什教授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解释了“政治家”（statesman）的含义，政治家是“以政治为志业”，将政治看作一种“天职”（calling）的人。斯密什教授认为只要存在政治生活，就需要有政治家和以政治为政治的人，当代社会更需要有人从事“领导、教育、提炼”（lead, educate, refine）的工作。埃德蒙•柏克的代表理论中，实质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和实际代表（actual representation）的区分其实也提出了一种当代社会的政治家的形象，代表（政治家）应该向民众负责，但又并非仅止是一种“工具”，听从号令而行事，政治家要积极进行领导和提升的事务，尽管这可能和当时当下的民意有所区别。当然，更早的时候，马基雅维利也提出了一种政治家的定义，其关键是“政治家要学会如何行不道德之事”。

斯密什教授提出了政治家或领导者形象的四个模式，并分别进行了阐释。

第一，马基雅维利模式。该模式认为政治家的行为不应该受任何道德规范的约束。政治家的目标要建立一个能在世界历史舞台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影响力、不受支配的国家。为达到这个目标，政治家应该能够做任何必要之事，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要学会从事恶行。反过来，如果一个政治家做不到上述这一点，那么他/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起到的破坏作用可能更大。斯密什教授认为，在当代世界中这种政治家模式仍然比较流行。

第二，卡里斯玛模式。马克斯•韦伯将权威区分为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权威中的领导者合法性来源是漫长时间中形成的传统，传统超脱于所有人之上。第二种是法理型权威，由一套通过理性方式建立起来的规则来赋予领导者以合法性。斯密什认为典型的政治家形象存在于第三种权威类型——卡里斯玛型权威，在这一类型中，政治家在民众充满激情的拥护中获得正当性，他/她也将民众的需求和呼声看作自己的天命征召，充满激情地从事这一事业。与这种政治家相对的是机器般的官僚，其对所从事的事业没有激情，只是依赖某个机器般的系统而生活和工作。但如何区分真正的卡里斯玛型政治家和那些煽动民意以谋取个人利益的政客是非常困难的，斯密什教授以美国政治为例，说明这种区分在当代社会越来越难做。

第三，进步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将所有重要的问题——如全球变暖、环境危机等都看作技术问题，可以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进步主义模式的政治家会要求改变，而且往往是很激进的改变，这一改变被认为是科学所要求的，因此他们将“领导”主要看作尽可能与他们所认为的科学相吻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进步主义模式的领导者往往与政策科学家（policy expert）或某种专家相类似。这一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理解进步？进步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所有改变都一定是进步？

第四，宪法主义模式。宪法主义模式的基础是公民共和主义和混合宪制，它与大众民主基础上的政治家模式相区别。斯密什教授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宪制也是一种混合结果，早期反联邦党人支持的是一种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民主模式，但联邦宪法最后的内容则是一种混合模式，民众是合法性的来源，但他们并不直接统治，真正的统治权力是在那些代表手里，这些代表的权力又受到一定的制约。该模式的困难是如何调和民众的主导与权力的混合。斯密什教授认为该模式领导者的核心是克制（restraint），是一种特殊的领导者模式，因为一般意义上领导者的主要美德是勇敢（boldness）而非克制，斯密什教授以林肯为例进行了分析。

斯密什教授指出这四种模式是现代社会中比较典型的政治家形象。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各自反映了一种对什么是好的政治生活的理解。这四种典型模式能帮助人们理解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家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

讲座结束后，斯密什教授和听众围绕四种典型模式之间的交集，四种典型模式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政治家的概念的关系、林肯是否具有马基雅维利色彩等问题进行了对话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