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点评】

• 杜链（原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课题组通过探析相关技术原理、深入开展调研，为解决当前数字政府的结构性“痛点”开出了一剂以平台驱动数字政府建设和运行的“药方”。这份报告清晰展示了研究者的逻辑：数字政府不仅要关注如何令公众受益，还要关注如何让政府愿意建、可以建，公务员愿意用、可以用。该报告为此提供了一份不用将现有成果“推到重来”，可以发挥增量作用，并且具有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

• 鲍静（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数字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的研究报告对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践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和研究，提炼出“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发展理念新概念，概括出“1+2+3+4+N”基本模式型，构建了以平台赋能决策、执行、监督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框架，是研究阐释我国数字政府治理改革新实践和发展规律的有益探索。

• 孟庆国（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数字治理能力建设是政府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和抓手。该报告阐述了以阿里巴巴政务钉钉和政务中台为内核平台驱动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论模型和典型实践案例，着眼于对外实现优质政务服务、对内提高协同决策办公效率，为目前各级政府推动数字化转型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指引。

• 王江（中央网信办副局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中央发出的明确号召。北京大学课题组的这份研究报告，结合公共管理和政务治理前沿理论以及第一线的实际案例，生动揭示了互联网技术对新时代政府治理能力产生的具体影响，是一次有价值的实证研究。“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将互联网思维引入政务服务和公共管理，尝试用互联网技术助力突破行政改革瓶颈，提升政府在决策、执行、监督方面的能力，既让人民群众在办事中感受到快捷便利，也让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体验到智能高效，宜再接再厉，持续深入探索。

【202023】黄璜 | 打造“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注：该报告团队成员包括黄璜、曾渝、张权、刘小康、李娟、赵琦、吴泽民、温志彦、张唯一。

另外特别感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杭州地区院友为本课题调研提供的大力支持！

如何科学、合理、高效地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决策科学化、执行高效化和监督立体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满意的公共行政与服务，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近十年来，中国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坚持政府自身体制机制优化的基本方向，紧跟科技潮流推陈出新，取得丰硕成果，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亟待突破的问题与挑战。具体表现在：建设数字政府的意识观念尚不到位；服务创新重点与群众办事需求不匹配；数据壁垒导致“信息孤岛”现象依然存在；保障数字政府运行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较明显；数字政府的信息安全防护还有待加强。这些问题与挑战反映出数字政府建设内在“能力”上的缺陷：一方面是需求侧资源分散化，导致资源调配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供给侧生产“作坊化”，导致技术供给能力不足。传统建设运行方式无法内在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论界和企业界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绕过”那些必须实施“刀刃向内”的自我改革的深层次困难，这本身也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先进地区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数字政府建设路径，涌现出许多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案例。本研究报告立足当前技术大发展和治理大转型的时代背景，结合各地数字政府建设利用政务中台和政务钉钉等技术的实践案例，对中国地方政府开展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进展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以期为今后数字政府建设探索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

一、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

平台化是数字化领域的“大工业模式”，无论对于哪个行业，平台化都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报告所谓“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即政府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广泛联系公众、企业、公务员和所有政府机构的平台，在平台中持续地实现数字资源的能力化和数字能力的共享化，对外提供优质政务服务，对内提供高效办公协同，实现政府组织数字化转型，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

“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的目标具有层次性。一是在使命层面，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决策科学化、执行高效化和监督立体化。二是在组织层面，持续提升以业务能力、协同能力、数据能力、互动能力为核心的政府数字能力，推动实现政府组织数字化转型。三是在业务层面，通过技术上的“快应对”“强基础”“高安全”，打造政府的创新工场。

“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建立在持续演化发展的基础上，“平台驱动”的关键是数字能力和数字资源的统一，所谓“驱动”即能力和资源在平台上的持续转化。数字能力共享是“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的核心所在，表现为三个层次，即面向最终使用者的服务级能力共享、面向系统开发者或管理者的应用级能力共享、面向业务流程的数据级能力共享。

“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充分挖掘政府管理与服务的业务共性，实现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数据融合，形成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共享的“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包括1个基础安全底座；2个中台，即协同中台和服务中台；3个服务端，分别面向公众、面向企业和面向政府内部；4个平台，即“政务服务平台”“协同办公平台”“政务中台”和“公共数据平台”，并在基础设施上灵活打造多样化的应用程序（N应用）。简言之，基本架构即1+2+3+4+N。

实现“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的路径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政企共创。“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必须是政府与企业共同合作的成果，通过“干中学”模式逐步摸索适合本地特色的数字化治理方案。第二，服务牵引。直接面向用户需求的协同平台和服务平台是整个体系的核心枢纽，牵引其他部分运转。第三，业务迭代。政府治理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业务系统需要“小步快走”。第四，能力组装。要实现业务快速迭代，就必须提供可以“工业化组装”的能力模块，让管理者或开发者可以像搭“乐高”积木一样完成程序构建。

二、案例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对政府治理能力形成全方位考验。浙江省以其独到的抗“疫”方法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数字政府建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先锋，浙江省在抗“疫”中沉淀的经验不仅是应急之策，也将成为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样本。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与阿里巴巴展开合作，仅用两天时间开发完成“疫情信息采集系统”和“新型肺炎防控公共服务管理平台”。浙江省首创“五色疫情图”，可以将区域按风险高低绘制，成为政府分级管控的“参谋图”。“智能社区防疫系统”让一线工作人员可以利用支付宝、钉钉等在线完成居民出入登记、健康打卡、疫情通知、排查群租户，对复工企业和人员进行管控等工作。“防疫物资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不仅可以支持物资供需匹配和信息上报，还可快速查询捐助信息，监管部门可以实时检测和信息披露。从杭州市率先使用的“健康码”在一周内成为全浙江“标配”，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在上述智慧化应用背后是政务服务平台、协同办公平台、公共数据平台和政务中台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中台”“宜搭”等新技术，为防疫抗疫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把握住了应急处理的“黄金窗口”。

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在全国各地数字政府建设中都显示出强大的技术优势与良好的运行效果，在提升各级政府科学决策水平、增强应急保障能力、推动“放管服”改革、推进“互联网+监管”、整合实现协同办公、精准实施社会治理、提高内外监督能力、保证数据安全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不仅需要支撑战略高度，又要彰显治理精度，不仅有应对问题的速度，也要有追根溯源的深度，还要有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公务员“少加班”的温度。其核心价值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强化“中台”实现“能力”共享；服务导向牵引整体协同；全生命周期保障安全隐私。

“平台驱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未来之路，为此应加强全局规划引导，明晰建设数字政府的总体战略和规划、管理体制、技术架构、建设模式、应用领域等；促进标准试点示范，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开展通用能力标准试点，推动技术成果固化和转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共享；提升决策与协同能力，建设并推进政务决策与协同工作平台，构建集约、扁平、透明、移动、智能的决策与办公方式；构筑共创服务生态，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从条块分割、独立架构转变为开放、协同、合作的业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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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专家：黄璜副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