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燕继荣 | 中国共产党实现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四大经验

注：本文节选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探索、成就与经验》，原文刊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注释和参考文献未摘录。

“使命型政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经验。

使命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高度强调“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型特质首先表现为坚持理想信念。不同于西方政党争取选民、赢得选举的现实性和功利性，中国共产党把自己肩负的责任使命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量，充分认识到完成自身使命的崇高性和长期性。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起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责任使命，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作为一种目标追求和价值信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矢志不渝。

其次，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国家危难之时，在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始终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执掌国家政权以后，承担着长期执政的责任，形成强烈的发展意识、风险意识、竞争意识。正是这样的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成为它不懈努力的原动力，进而转化为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推动力。

再次，中国共产党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政党作为联结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桥梁，是现代国家政治的核心力量。中国现代化探索的艰难历程昭示，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来组织和引领。为了更好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整合不同利益群体，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组织、动员、宣传和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思想宣传、统一战线等工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纵向层级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中央到基层的党组织体系；在横向层面上，党组织嵌入到人大、政府、政协、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各个系统。党的组织体系支撑起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组织能够快速高效地覆盖全国上下各系统、各领域，继而对社会各系统和人民进行政治动员、政治吸纳，向社会宣传党的主张，能够最广泛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最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完善的领导制度。第一，中国共产党强调思想领导，思想建党。百年来，党的指导思想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第二，中国共产党依托于各级党组织，建立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的领导制度；第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全面领导制度，能够迅速把各方面因素调动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第四，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制度，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为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第五，中国共产党重视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把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人民参与结合起来，强调党的各级组织要倾听人民的呼声，善于学习和创新，勇于自我革命；第六，中国共产党注重党内监督，要求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把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发展型政府”推动是中国现代化成就的重要来源。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及其开创的“中国模式”具有明显的“发展”取向。“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经济是最大的政治”等话语能够反映出中国作为“发展型政府”的鲜明特征。事实上，任何一个追求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需要发展，也都谋求发展，而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变迁”（帕森斯）。《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指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从发展经济与实现现代化的关系以及政府的作用来看，中国实际上提供了“发展型政府”的加强版或创新版。

首先，中国领导人认为，贫穷落后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经济欠发展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因此，中国“发展型政府”特别重视通过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不仅把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目标，而且把发展绩效视为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发展型治理”模式——发展中求治理，治理中谋发展。中国治理在发展中展开并在发展中得以实现，因此，发展是前提，也是目标。4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一个以发展为导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庞大政府体系，推动中国的全面发展升级。中国政府不仅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以引导经济发展，而且各级政府纷纷打造产业园区，专门成立政府部门实施招商引资，把招商引资的成果作为政府部门和官员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不仅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和实施方案，而且还与时俱进、适时制定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全面发展的计划。

其次，中国的“发展型政府”高度重视“政府规划”。这或许也是中国计划体制改革创新的产物。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进行阶段性规划，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使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分解，使党在每一个阶段和时期的奋斗目标更加具体、更加可期。另一方面，党的最高决策层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领导制定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纲要，并对外公布实施。这差不多成为每届政府的例行责任和考核依据，也成为中国政治的重要内容。每一个“五年规划”过程都集思广益，最终形成的“规划方案”规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下一个五年”的目标和任务。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与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年远景目标）结合在一起，凸显了“五年规划”实施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

最后，中国“发展型政府”强调国家布局与区域定位的协调一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两大布局”，即着眼于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统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两大布局”为中国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找到了战略路径、明确了战略任务。同时，中国“发展型政府”强调各地（或区域）在国家整体发展进程中的产业布局和功能定位。既强调局部发展在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又有效避免趋同化发展及产能过剩的问题，并为各地的优势互补创造机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对口支援”“区域协同”等政策手段和政策工具应该是中国“发展型政府”的重要经验。

“包容性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不断进步的重要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制度生成逻辑和制度运行模式。首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开放性、学习型政党制度，保证了党能够始终立于时代潮头，引领人民前进。开放性政党主要体现在组织层面成员吸纳的广泛性和持续性、思想层面观念更新的及时性和交替性、政治层面决策的协同性和协商性。先锋队式的开放性政党以及先锋队政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1）有利于抑制政党组织的过度利益化；（2）有助于化解政党政治的分歧，克服无原则的党争倾向，避免代表少数人或集团利益的党派左右政局或政策；（3）有利于收集意见、汇集思想，形成国家统一意志，进而将社会行动纳入国家发展的总目标。学习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则依托于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各级党校系统，包括党委集中学习制度和领导干部定期培训轮训制度，这些制度保障党员干部与时俱进，领会中央政策，并把全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集中统一起来，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统一思想和行动。

其次，中国建立和实行广泛协商的立法和决策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政治协商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立法和决策的制度逻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须由协商达成共识，“两会”讨论便是具体的实现过程。行政部门被要求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批评、建议和意见（或提案）。这样一套立法和决策的制度安排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实施，为不同层级的民意的聚合提供了通道。

最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中国制度体系为不同时期主政者自上而下推行革新新政和修订政策提供了较大的机会和便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出政府改革，从精简机构，到大部制，再到转变政府职能、法治政府建设、放管服改革，几乎每隔5年就会推出一轮政府改革。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实施发展政策也在不断修订完善，从早期突出经济发展，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到关注社会发展，强调“科学发展”，再到今天推出“五大发展理念”，针对不同时期显现的问题而制定的发展政策不断丰富。以五年为期的“五年规划”制度和党政主官的任职期限，既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持续，又为当政者与时俱进修订完善政策创造了机会。

阶段性“创新型政策”的推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与时俱进、常进常新。

从广义的政策层面来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策主体主要是党和政府，前者是政策的建议者，后者则是政策的执行者。正是凭借党和政府的政策创新及创新型政策，中国的现代化能够始终保持活力，不断找到新增长极或增长点。

党和政府的创新型政策至少具有三个特性。一是政策的大众导向性。党和政府的政策创新在理论上秉持“人民性”的本质规定性，政策的制定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坚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回应性。二是政策的适应性。党和政府的政策创新比较重视政策准备阶段的试点工作，强调由“点”到“面”的推广实施，能够避免政策失误和偏差可能造成的普遍影响。三是政策的稳定性。政策创新能够依据可调式的评估和试验做出，政策的调整也会考虑到政策惯性而设置一定的过渡期，而政策一经调整则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中国政府的“创新型政策”保持了持续稳定和与时俱进的统一，避免了有些国家因为政党轮替而造成的“推倒重来”的政治现实，保证了政策的迭代更新。仅就农村社会政策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20世纪90年代新农村建设，再到21世纪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以及最近的乡村振兴战略，这个过程很好地反映了农村政策创新升级的过程。

本文作者：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