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6】罗祎楠 | 中国治理的故事何以丰富?认识论视野中的田野案例研究

注：本文原载于《公共管理评论》2022年第4期，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因篇幅原因，注释和参考文献未摘录。

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呈现中国丰富的治理故事? 学界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常规回答。研究者需要尽量多地搜集、掌握和分析数据信息,只有如此,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客观实际。要想达成此目标,田野工作必不可少。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通过调查、发放问卷、访谈、网络数据采集等方式获得数据信息,进而运用科学的分析方式组织数据,以构建关于中国治理的实证知识系统。一种困境也由此产生:我们看到,丰富的数据却经常强化着相似的理论话语,诸如“威权韧性”“适应性治理”“政策过程”等概念被不断重复并愈加丰满。尽管学者们可以衍生出更加细化的研究,但并没有实质性地超越美国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控制下的学术话语体系,也就更加难以回答中国治理成果何以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话语局限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局限。超越局限的根本在于研究者以更加宽广的视野理解治理研究。他们不仅需要关注治理知识的内容,更需要思考这些知识如何产生。新的思维方式可以引导他们超越自身认识模式的局限,不断扩展治理研究的问题意识。如果他们不再只是将研究视为概念制造和数据收集的过程,那么他们如何以新的视野理解自身研究呢?

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们于2021年10月组织了“多学科视野中的田野工作”讨论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组文章,其作者来自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法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作者们共同聚焦于治理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各自对田野工作之意义又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丰富的样貌,此种丰富性源自学者们多元的认识论(epistemology)视野。

作为这组文章的总序,笔者将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作者们的田野工作展开分析。本文中,认识论探讨研究者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的关系。在认识论视野中,研究者认识世界的过程本身便是需要明确分析的。研究者并不只是收集数据和概念编码的机器,他们更是具有自我主体性的人。即便是在收集数据、概念编码的过程中,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理论与经验材料的意义(meaning)。本文将这些方式称为“认识模式”(epistemic mode)作者们的认识模式中,经验材料并非只是证明或证伪理论的证据。本文对认识模式展开充分的分析,以此揭示出研究者对经验与理论的意义的丰富认识,这些认识大大超出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局限。本文希望说明,研究者丰富的认识模式才是中国故事话语的实质性来源。因此,要回答中国故事何以丰富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研究者认识世界的主体过程展开分析,揭示出不同认识模式如何塑造了关于中国治理的不同知识表达。这便是本文从认识论的视野探讨中国治理研究的基本内涵。

理论与田野经验之关系:不同认识模式的比较

如何看待理论与田野经验的关系? 学界已习惯了两种基本的认识。在演绎(deductive)逻辑中,研究者预先建立起对某些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假设,他们利用社会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来证明或者证伪假设。以扎根理论等为代表的归纳法(inductive)逻辑,则强调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地放弃预先的假设,在田野工作中,以中立的方式搜寻客观的经验素材,然后寻找理论概念对这些经验进行概括。

此两种逻辑看似分歧巨大,实则却是基于对田野工作同样的“想象”:研究者将理论与田野经验分别划归主观认识与客观经验的范畴。无论是理论先行,还是经验为本,经验素材最终都将被转化为证实(或证伪) 某种理论的证据系统(system of evidence)。研究者将自我视为客观证据的搜寻者和理论的构建(或者检验)者。在田野工作中,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搜集更多的证据。因为证据越丰富,也就意味着可以建立起越高的信度或效度。

这样的逻辑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常识性思维。持演绎思路的研究者一心寻找理论假设,却无法跳出变量概念的束缚,这使得许多中国治理研究只能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概念系统中徘徊,国治理成为诸如“威权”等概念的子集。一些持归纳思路的研究者则相信研究者可以脱离一切所谓西方语境,讲述中国治理的本土故事。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研究者已经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来自现代人类社会的概念组织其叙事。因此,对所谓“本土客观经验”的信仰只能使他们对自身如何运用概念以构造“客观真实”这一核心问题视而不见。这种信仰和实际操作上的距离恰恰说明了研究者如何被自我的常识遮蔽,更说明将认识模式纳入分析以填补类似盲区的重要性。研究者需要进入对治理知识产生过程本身的分析,从而将田野研究过程向自我敞开。

下面,我们将分析作者们自述的田野经历,展现出远比上述常识丰富得多的认识模式。我们还将探讨,对认识模式的自觉反思可以如何拓展中国治理的研究界限。

社会学者谢雯的《变迁中的社会与个体生命——以我国东北地区研究为例》呈现出理论在引导田野工作时的作用。谢雯心中的理论并不是那些可以被测量的变量、集合、概念编码。如她所说,许多研究习惯于按照“体制决定论”或“经济结构决定论”来解释2015年后东北地区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强调东北前30年的“体制安排”对于东北后续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谢雯带着这样的理论进入田野,原本希望通过对实体工厂历史变迁的研究,将现有理论做进一步延伸。但是谢雯在田野中看到了国企工业组织的解体、单位制社区的瓦解、人口流动对生活组织方式的冲击。她意识到,所谓“体制”或“结构”这样的理论概念,已经难以落实成为切实的田野体验。谢雯进而思考,在那些依赖于实体才能得以运行的“体制”“结构”之外,存在着一个如“幽灵”般的社会存在状态,“幽灵”徘徊于理论的“路灯”之外的幽暗区域。正如她所比喻的,研究者如果只是站立在明亮的路灯下是永远无法看到路灯之外有什么的。谢雯因此开始将目光投向“幽灵”:她展开以人的“代际生命”经历为载体的田野研究。由此,她逐步将一个新的社会存在领域照亮。当下东北社会经济的变化,正是由每一代人的生命历程累积塑造的。在芝加哥学派的“生命历史研究法”的理论视角中,这个原本幽暗的区域被重新照亮,成为可以在社会科学的话语中被叙述与分析的研究对象。

“理论感”始终伴随着谢雯的田野体验。此种伴随并非意味着其将自己的工作视为证实(或证伪)诸如“体制决定论”等理论观念。理论在谢雯的理解中意味着一种视角,此种视角是研究者展开后续研究的前提。它引导研究者获取素材,甚至建立一系列可测量的中层概念(如变量、扎根编码、QCA集等)。这些概念可以非常细致,但却基于同样的理论前提。学界流行的如“威权”“适应性治理”等都已被作为这样的前提。研究者将这些前提化解为可操作的“量表”,以展开后续的测量。研究者可以构建多样的变量来展开度量,他们也可以搜集海量数据测算因果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却依然是在强化着那些理论前提。

谢雯的研究则在认识论层面呈现出不同的可能性。田野工作之根本恰恰是要对习以为常的理论前提展开反思。研究者需要在田野经验与理论视角相互的激发下,不断反思原有理论前提的局限。“生命历史研究”与谢雯面对的其他理论相比,其最大的区别恰恰在于它提供了对人的社会存在论结构截然不同的理解。研究者正是在不同的理解中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他们后续对中层理论的实证研究都是在已经确立的世界图景中展开的。研究者可以自觉地改换理论前提,却并不意味着将原有前提证伪。因为研究过程就是在不断用新的理论前提照亮幽暗区域。不同的前提都是照亮田野世界的理论之眼。研究之意义并不在于证伪或证实,而在于看到理解世界更加多元的可能性。在田野中,研究者需要反思原有视野的局限,运用新的理论视野使原本无法理解的田野经验(如在已经解体的老国有企业社区之外的人的生命历程)变得可以被理解。后续研究中,研究者依然可以采取变量测量等方式,当然,这些方式也正是在新的理论前提之下的内部延伸。

人类学者张帆的《知识从哪里来?: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源流与知识论基础》则从文化(或文明)对话的角度思考理论在田野中的作用问题。在张帆看来,若从人类学的角度展开治理研究,研究者需要在田野研究中理解治理过程本身的文化特质。身处田野中的研究者并非中立的个体,而是不同文化(乃至文明)系统之中的行动者。他们对理论和经验的理解,无不受到自身文化系统的影响。作者将人类学“定义为一种比较文化学”。在此视野中,研究对象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种“他人的文化”——因为任何对象都是具有实质性文化特征的社会存在。因此,在作者看来,治理研究的根本在于理解并展现研究者与对象间的文化差异。

在文化差异的视角中,张帆赋予“理论感”以新的意义:任何理论必然具有文化意义。所谓文化意义,在于任何理论都只是某种文化系统中人们理解世界的一般方式。比如,治理研究中,一种理论将帝国一体化视为军事和行政强势推进的过程,但是此种理论实际是产生于欧洲近代国家形成与帝国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的。张帆通过对大昭寺门口的“痘碑”的田野考察,揭示出 18 世纪清政府治理西藏过程中不同于强势推进的特点。

在张帆看来,带有理论视角的研究者在面对和自己处于不同文化系统的田野对象时,需要时刻保持自觉的区分意识。他们意识到任何理论都只是某种文化系统的产物,他们采取文化比较的方式,自觉探寻研究对象与其他文化系统中产生的理论之实质差异。张帆将此种田野工作视为“以己度人”的过程。

在“以己度人”的过程中,理论如同参照系,它使研究者能够理解田野对象对自己意味着什么。研究者将自身熟悉的理论作为比较的出发点,在田野经验与理论的比较中,探寻田野世界的文化特质。此种特质只有在与理论参照系的比较中才能凸显。这种比较是文化意义上的:理论来自研究者自身的文化世界,田野则是他者文化运行的场域。就如同对于观察斗鸡赌博的吉尔茨而言,他只有将巴厘岛的斗鸡文化与现代文明对封建迷信的认识进行对比,才能真正体会到斗鸡对于如他一般来自异文化系统的人类学家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此种“意味”并不是要通过田野资料去证实或证伪理论。田野对研究者的“意味”在于,研究者需要将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质变得可以理解。要想达到此目的,他们需要看到理论与田野经验在文化层面上的真正差异。

法政治学者王越端的《法政治学的田野研究:为什么,怎么做?》则从制度生态的角度理解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透过王越端的叙述,我们体会到,制度生态并非只是具体制度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制度相互连接而形成的系统。在生态意义上,制度系统塑造了身深处其中的政治家、学者乃至民众看待治理的基本方式。所谓理论,也正是从制度生态中产生的。王越端将美国法政治学理论视为中国法政治学田野研究需要对话的对象。在王越端看来,那些看似国际通行的中层因果解释性理论(如用司法的独立性解释司法的效能),实则是美国制度生态的产物。比如,在美国的制度生态中,学者将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归结为“宪法问题”。

王越端强调,中国法政治学需要面对的实质挑战在于西方部分学者“纯粹以理论而非经验证据为基础的交流”方式。此种方式无法看到美国制度生态自身给理论赋予的特质。浸淫于政治生态中的学者在无意识中遗忘了不同国家制度生态的差异。他们以在美国制度生态中形成的理论意识看待中国,使诸如与宪法相关问题的重要性被人为凸显出来,他们以此反观中国,以为这也是中国法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光谱的另一边,则是那些对所谓西方经验执否定态度的学者,他们希望在田野中找到各种反驳西方理论的本土证据。看似针锋相对的理解,却体现了类似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忽视了对理论得以产生的制度生态本身的深入研究。

王越端追求在田野中探寻中国自身制度生态的特质。比如,他关注中国特有的法官员额制、检察公益诉讼等制度如何运作。笔者认为,王越端田野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揭示中国制度生态的理论特质。要想达成此目标,需要对西方法政治学理论产生的土壤——美国自身的制度生态有深入的理解,进而在对中美制度生态特质的比较中说明中国田野与美国理论的实质性差异。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工作并非要搜寻某些中国经验去反驳或证实所谓的西方理论。通过对中西方制度生态的深入比较,学者可以在新的高度说明中国经验如何具有超越西方理论的国际意义。

如果说上述三篇文章是以理论作为田野工作的枢纽,那么在刘永华、吕孝礼和马啸的认识中,挖掘真实的经验本身才是田野工作要追寻的。在《田野调查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一个基于个人的观察》中,历史学者刘永华将田野工作视为帮助历史学家把握历史真实性的必由过程。历史的真实并不只是个别碎片经验的真实,而是区域社会历史整体性的真实。历史研究者需要将分散的历史整合起来,建立对此种整体性的理解。而要达到此目的,田野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刘永华回顾了在四保地区的田野工作,说明田野工作如何使他建立起对区域历史整体性的理解。从依靠当地老人的帮助解读地方账簿材料,到参加打醮等地方仪式并开始关注“礼生”群体的作用,这些田野体验看似与明清历史资料相距甚远,但却是建立区域社会历史整体感的必由之路。在田野与文献阅读的相互启发中,刘永华逐渐建立起对四保地区社会历史的整体感受。此种跨越时空的整体感也帮助他看到历史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对地域社会形成较为整体、立体的认识”。

田野工作之所以能够帮助刘永华建立对历史经验整体真实性的理解,还得益于其潜在的理论意识。追求历史经验的真实性离不开理论的引导。没有理论,历史真实也就无法被理解。刘永华在田野中关注地方宗教仪式如何为当地社区提供了新的组织框架,以及仪式的渗透如何“意味着新组织、关系的生成”。他以此为线索展开对整个地方历史的研究。引导田野工作的,是其对事件与社会结构变动二者关系的理论视角。此种视角来自历史社会科学中的事件性研究(马歇尔,2003)。在刘永华的田野工作中,对经验真实性的追求并非是隔绝于理论的。经验并非只是与理论相对的客观性存在。只有通过理论,经验才能够对田野工作者具有真实的意味。

与刘永华相比,公共管理学者吕孝礼的《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田野工作:灾害冲击下的具身体验、参与互动和深化理解》体现出对田野经验真实性更加朴素的追求。吕孝礼忧心于公共管理研究过分追求理论和方法的严谨性,却失去了从田野观察中提炼问题的能力。吕孝礼所熟悉的危机应急领域对田野工作有更加迫切的需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瞬息万变,其急剧变化性使任何基于某一时间点位获得的数据都难以描摹应急过程的整体特质。

吕孝礼在研究危机过程的田野工作中获得了与常态化的公共管理研究非常不同的“经验感”。他感受到数据生产过程本身决定了数据的特点,感受到研究者和被访谈对象互动时知识水平的不对称会影响田野资料的质量。他深刻地感受到,传统的问卷调查等手段已经难以追踪瞬息万变的危机应急过程,因此他长期致力于多模态等新型的田野数据收集方法。

吕孝礼的这些努力都是以获得更加真实的田野资料为目标的,其对资料真实性的理解却依然是为理论意识所塑造的。吕孝礼对过程性理论视角的了解,使他有意识地不再只关注诸如“执法对象特征”“街头官僚特征”等具体研究对象的固化特点,转而关注治理者如何“在互动中彼此塑造情绪氛围”。他意识到个体的固化特征与应急的过程性特征是完全不同的分析层次。正是这种“理论感”引导他投身于与研究对象的主体间的互动情境之中,以此展开对危机应急过程性特征的研究。

如果说刘永华与吕孝礼的研究体现了理论如何塑造了研究者对田野经验真实性的认识,那么政治学者马啸的《在田野中丰富意义:以府际政策博弈研究为例》则体现了理论预设与田野经验之间的张力。在田野前,马啸利用“理性选择”的模型构建起理论假设:地方政府需要给中央政府增加其所释放信号的昂贵或可信程度,才能够推动中央政府更加倾向于满足本地方的诉求。马啸意识到了这样的单一假设需要面对的困境:比如,为什么在一票否决的考核体制下,地方官员依然愿意冒着被否决的风险,容忍群众自发动员抗议以释放更加昂贵的信号?

在田野中,马啸感受到理论假设或多或少地难以契合地方治理的丰富逻辑。即使是在诸如无锡、上海或温州这样在中国治理中非常重要的地区,也难以找到可以很好印证自己假设的田野素材。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马啸利用从“撤县设区”这个和高铁没有直接关系的治理领域中搜集到的田野资料,来印证研究假设。他认为,“虽然从实证角度我的研究话题是高铁,但从理论的视角出发,我研究的是官僚科层制度及其背后的运行逻辑,只要是相关的实证素材都对我回答理论问题有帮助”。马啸相信,即使研究主题在高铁领域,也依然可以大量利用和高铁无关的田野经验材料——只要这些材料能够印证自己的理论假设。在因果解释层面,客观经验的真实性来源于其对研究者所持假设的印证能力。

余论:在认识论自觉中扩展中国治理研究的界限

我们展现出研究者如何通过不同的认识模式理解田野研究。这些模式揭示出研究者对理论与经验丰富多彩的理解。这些理解无法被归纳或演绎逻辑涵盖,却潜移默化地引导着研究者讲述中国丰富的治理故事。当我们将这样的认识过程纳入自觉分析中,也会看到它们可以如何扩展治理研究的界限。

现有的国家治理研究普遍关注个体行动者(如政府部门、官员、社会组织)如何在治理过程中互动、协商,以此解释国家政策等治理方式的演变。行动者的个体性特征成为研究的重点。种种中层理论也围绕这些特征展开。当我们看到理论与经验复杂的互动关系时,新的分析层次也便向我们敞开。谢雯的研究提示我们,在治理过程中,政策、制度并非抽象的存在,它们会被转化成人们对自我生命经验的感受,治理过程正是参与者基于其生命体验而形成的集体社会选择。张帆的研究说明,“治理”必然会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获得其意义,研究者需要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建立起对治理对象的深入认识,而不是以推广或否认某种理论模式为研究目标。王越端的研究说明制度生态塑造了国际学界对治理过程的理解,研究者需要在制度生态的比较中揭示中国治理自身的国际意义。刘永华的研究说明,对治理过程的研究,需要建立对区域整体性历史特征的把握,这有赖于理论视野、田野体验与历史资料解读的有机融合。吕孝礼的研究说明,治理研究需要超越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束缚,展开对突变过程的整体性分析。马啸的田野经历则展现出美国比较政治学关于中国治理的理论认识与中国实际田野世界的巨大差异。

通过这组文章,我们希望推动学界思考该如何超越现有思维方式的局限,以更加宽广的学养胸怀揭示中国治理的政治文明新形态意义。我们相信,中国治理故事的丰富性正是生成于以认识论的视野放眼于那生生不息之田野世界的过程之中。

本文作者：罗祎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