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22】燕继荣 | 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构建

第一，知识体系是构建的，客观世界需要我们赋予意义，形成我们自己的认知和认识；第二，知识体系的构建有不同的赛道，即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会有不同的观察和感受，而知识体系的构建基于不同的视角、意识，会有不同的方向，多维视角的认知相结合才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第三，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历史继承性，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即以往形成的某种认知一定会成为我们今天重新再次认识或者深化认识的一个起点；第四，中国政治学追求本土化，但不是要形成排他性的替代理论，而是形成兼容性的发展理论，即学者们并不是提供一个完全取代以往知识的理论体系，而是提供在以往认知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的体系；政治学的研究应该是在不断反思、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谋求创新，在一波一波的知识发展当中来寻求丰富进步。基于以上四个基本认识，中国政治学要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提出中国议题、开展中国议题研究，应该走出西方话语中心，但是仍要建立在彼此互信、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消除隔阂、促进合作、共同发展。可以说，政治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围绕公共生活，不断反思公共理念、组织制度、公共政策，以期不断改进。

政治学理论构建的基本路线有两个：一是在人本主义个人发展的基础上，从自由、平等、民主等概念出发，形成关于政治发展的不同版本，自由民主化被认为是这种理论构建的核心概念。二是基于国家发展的整体观念，形成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治理现代化可以看作是这个理论逻辑的核心议题。自由民主化和治理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固然有密切关联，但因为关注视角和问题意识不同，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也会有所不同。

中国理论的构建应综合中国崛起、和平发展与走向伟大复兴过程中的政治发展实践，满足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目的和需要。中国政治学理论构建应遵循四个原则：一是国内国际话语统一性原则，在中西方的对话中政治话语的理论建构、系统创新应有新的发展与突破。二是可对话原则，建立更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要在现代知识体系基础上突出中国贡献，避免自说自话。三是包容性原则，坚持理论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相结合，要在承认持续发展的普遍性的同时说明我们的特殊性和突显我们的亮点。四是发展创新性原则，坚持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说明中国理论对于以往理论的发展和升级。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理论构建的可能性选择，我认为有以下几种：第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型，即不同社会形态的线性发展模式，提供了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革命的理论；第二，中国历史解释模型，这种解释模型提供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合循环、王朝更替模式；第三，基于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的理论解释模型，提供了政府要限权、社会要自治的理论；第四，关于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等各种解释。这四种可能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种新的模型——国家双向运动模型。类似由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所构成的动力机车的工作原理，对于国家而言，它也要有动力和制动两大系统和功能。动力系统推动发展，构成社会变化和分化的力量，表现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社会变迁、教育改善等变化。这些变化用学术话语来表达就是市场化、民主化、社会化、自由化等这样一些带“化”的概念。制动系统就是控制、整合的力量，即国家维持稳定的因素，包括文化联系、血缘关系、宗教教化、意识形态、教育、法律、制度、暴力机器等，这些维持稳定的因素和手段用学术话语来表达，就是理性化、制度化、法治化。因此，国家双向运动模型体现了追求利益的人们在制度框架下行动，一方面，行动造成变化，促成国家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变化，将变化控制在许可和接受的范围和程度之内。动力系统所促成的变化是自然自发的，是民间和社会力量来推动的；制动系统所带来的变化是人为设定的，是由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来完成。这种解释可以与传统政治理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说相对应和对接。因此，我认为国家政治有两个维度——发展和治理的维度。一个国家既要有社会发展的能力，还要有国家治理的能力。社会发展的能力是社会力量推动的，国家治理的能力主要是由国家和政府来完成的。国家既要发展，又要治理，这是构建我们理论体系的基础。

中国政治发展理论构建要基于国家双向运动模型和发展与治理双向进程，基于国家发展的现代化，可以让国际社会能够听懂、能够对话，也能够凸显中国特色和中国贡献。理论构建应消除意识形态纷争，建立共同性的思想、共同性的议题。现代化研究的目的是促进大家来分享各自的经验和感受，而不是论证某一个方向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要以这样的胸怀和态度来构建更加包容的、更加可对话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才能不止是中国特色理论，也能成为世界的理论，纳入到人类的知识体系当中。

结合中国政治学发展，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以及对人类实践进步的贡献，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思考和结论：第一，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标志，也是国家现代化的动力；第二，政府的主导作用是现代化升级版的重要内容；第三，人民至上公民参与是新版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第四，改革开放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五，数字治理是“后现代”的发展方向。

本文作者：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