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3】孙明 | “中叶”与“中兴”之际 ——19世纪中国的一个政治逻辑
注：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因篇幅原因，注释和参考文献未摘录。
“同治中兴”或“同光中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常见的阶段指称。芮玛丽将“中兴阶段”置于“朝代循环中”加以讨论。杨联陞参考芮玛丽的研究,表达了同样的“黯淡”之感。张荣华以隋唐以前的“中兴”之“定义”为严格标准,认为同治朝“中兴”名实不副,论其“命名之非”。凡此都是在“事实”层面上讨论晚清的“中兴”是否及以何种状态存在,没有讨论“同治中兴”这个说法所植根的思想和观念逻辑。高波对“同治”作为政治话语的意义及其流变的研究,便可增进对其时政治思想与观念之于时局影响的认识。
本文拟在19世纪从嘉、道到同、光这一个相对长的不乏起伏的时间段中观察体认时人对政治形势与趋势的理解和判断,探问这一判断的思想资源为何。嘉、道时期对时局判断的总体性的重要认识:一是“积弊”,是对基本政治局面及其原因的判断;另一是“中叶”,是对所处政治阶段的总体判断。其时清朝尚未走入历史,何以时人便有“中叶”的判断?是因为士大夫心中存有与时局状况对应的王朝发展阶段定位的思想认识。这是相对于“初叶”与“末世”的“中”,而非绝对的“中”。只有将“中叶”和“中兴”合而观之,理清思想世界里从“中叶”到“中兴”的内在转化机制,才能理解“同治中兴”的共识与张力,接近时人政治变革的观念与实践逻辑。
芮玛丽以周宣王为中兴政治史的开端,清人却从殷朝史讲起。“中兴”的理解与“中叶”相伴随。从殷朝史讲中叶、中兴,源于《诗》经学。
“中叶”见诸中国政治史的经典记述,在《诗·商颂·长发》:“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毛《传》与郑《笺》共同指向汤之兴起。郑玄《诗谱序》中对周之“中叶”亦有相似的表述。这个意义上的殷、周“中叶”,都是兴起之一阶段。并且,“中叶”之后可以一再兴起,即所谓“中兴”。
同时,在从“中叶”到“中兴”的政治逻辑上,《传》《笺》实有不同。如孔颖达所揭:
毛以为既言成汤伐桀,又上本未兴之时,及得臣之助。云昔在中间之世,谓成汤之前,商为诸侯之国,有震惧而且危怖矣。至于成汤,乃有圣德。信实也,上天子而爱之,下大贤之人予之,使为卿士。
郑以为昔在中世,谓相土之时,有征伐之威,且为子孙讨恶之业,故成汤亦遵用其道,皇天子而爱之。
表现为对“有震且业”之“震”“业”的训诂不同:“《传》以‘业’为危……《笺》易之……‘震’得为‘威’之义。”《传》《笺》之异,在于如何看待殷代政治的发展脉络,“中叶”是衰而待兴,还是一向“渐盛”之阶段。这是两种“中叶观”。
如何解释“中叶”在殷商政治发展史中的具体状态和阶段意涵,从此成为《诗》经学中颇具政治思想意涵的一个聚讼之点。本文只讨论清代经学中的表现。
“此谓殷中衰时。”第一种理解宗毛《传》,强调商之“中叶”是殷自身陷入中衰的政治状态。虽然对中叶的具体时间归属有不同理解,但历史结果都是衰而复兴,指向汤及“三宗迭兴”。
一说以中叶在汤之前,意谓中叶是汤前衰弱时期。严虞惇采信毛《传》对汤之“中叶”的解释,以孔疏为据:“孔疏昔在中间之世,成汤之前,商国尝震动而危怖矣,至于成汤,乃有圣德,信也上天子而爱之。”陈奂据“汤以七十里”这一经史习说推断此前中衰:“契为上公,当为大国,过百里。汤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减削。”因为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兴盛在前,此说中,多具体以相土与汤之间为“中叶”衰落阶段:“相土之后,成汤之先,中衰之世。当国家震业之际,而汤以圣敬日跻,允为兴王之天子。”
另一说,以汤后之太甲一朝为“中叶”所指,太甲不守汤之典范而中衰,伊尹匡之,殷室中兴。郝懿行笺释“昔在中叶”一句:“昔在中世,有震动危惧,谓嗣王颠覆典刑也。及徂桐悔过,信也天子之尊,降下其礼以予卿士,尊为阿衡,实左右辅导商王。”这就将“中叶”嵌入汤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特别是太宗、中宗与高宗“三宗迭兴”的不断“中兴”的殷朝史。
第二种理解将商之中叶与夏之季世置于一局,“震”“业”的危惧意涵从而指向夏桀的暴政与末路。与毛《传》之强调殷自身政治中衰不同,殷虽作为此暴政的对象而危惧,但重在讨恶伐暴而有天下。
依此说,中叶之危机来自作为中央王朝的夏的暴政威胁,汤从此威胁中兴起而有天下。“‘中叶’指商,言汤未更天命时。‘震、业’不是中衰,乃桀行暴虐,虑身及不免危惧。‘允也’句是天深信汤不是夏臣确,是天以此与一良佐。”李光地认为此句“备言汤与伊尹伐暴救民之功。中叶,夏之季世也”。姚鼐将相土得而复失、殷之中叶衰弱置于与夏竞争的格局中:“商自相土已取夏王畿地,惟所迁徙,及其中叶有震且业,相土之地削焉。未知夏复取之与?抑据于他诸侯与?然汤以七十里起,卒奄有禹畿而居之。”并认为这与夏灭唐虞的历史规律一致:“夫陶唐有虞之国在河东,逮夏中世,而唐虞皆丧国。”于殷之“中叶”而论“夏中世”,可见其以为“中叶”不仅“有震且业”,更是重要的兴起阶段,毕竟汤也处于契以降整个殷室基业的“中世”。
虽然在具体的经学研究中存在若干分歧,但从其大端来看,从中叶到中兴的政治逻辑是交集。“中叶”从殷商史乃至殷周史中抽象出来,泛指王朝中衰之时:“国有震且业,中叶时见。”同时,中叶并非季世、末世,而是蕴含着中兴的可能。中兴与中叶可以说是一体的,这是古代中国关于政治发展时间周期的一个重要思想。《传》《笺》的共同点是殷、周长时期的兴盛,中叶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阶段。李黼平《毛诗紬义》强调殷“其德浸大,至于汤而当天心”的经说,从相土至汤的发展过程中,冥、上甲微皆是“能渐大”的例证。姜炳璋于殷高宗有“中兴功高”“正中兴之本”“是中兴之盛”等语。商汤及三宗中兴(“迭兴”),都属于“其德浸大、渐大”的基业发达过程。周代“中叶公刘”的表述亦将中叶置于兴起的路线上。沿此思路,姚鼐笔下,“当秦之中叶,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亦秦富强数世之论。
理解“中叶”概念的另一进路是历史,从历史中总结政治发展规律。清初以降,士林与庙堂对亡明的政治教训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反思,“中叶”是其中的关键词。在总结胜朝历史教训的语境中,“中叶”完全地负面化了,单向地成为末世的通道。顾炎武咏山海关,对比国初与中叶政治气象之别:“缅思开创初,设险制东索。中叶狃康娱,小有干王略。”这种判断日益巩固,到王鸣盛时亦感慨:“始知明中叶,秕政日以滋。”赵翼阅《明史》,以诗状写了“累朝中叶有诛锄”的残酷景象。受明代“中叶”教训的影响,更多的是对历代“中叶”衰颓及其与败亡关系的总结,成为政治思想与历史镜鉴的常见议题。基于既往历史经验,抽象出一般的政治规律,但实有明朝教训的影子。王夫之总结道:“制之有法而慎于始,且不能持于其后,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中叶之主能不惑者,未见其人也,天下所以鲜有道之长也。”顾炎武发现:“自古国家中叶,多有妖人闌入宫禁之事,固气运之疵,亦是法纪废弛所致。”“中叶”成为政治衰颓的时间阶段代名词,中叶衰颓表现于吏治、制度、学风等各方面。
在清人对政治生命周期的规律性认识中,总体看来,“中叶”衰而中兴之义趋于稳定。“中叶”首先意味着衰退的政治状态,“往往中叶衰”。同时,“中叶”只是中衰,并非已至政治生命的终点。“中叶”的困境感虽然在胜朝教训的背景下加重,但既有“中兴”的历史经验与政治思想在前,从“中叶”而“中兴”,便仍是“中叶”反思的题中之义。胡承诺认为“有初定之治,有盛大之治,有中叶之治,有衰乱之治”。之所以有“中叶”,是因为“其基命者浅也”,不足以抵挡政治衰退:“自秦以后,帝王之兴,虽有懿轨,终不及尧、舜、禹、汤之盛。是故中叶以降,政教陵替,天之所亡,不必尽如纣、桀也。”但中叶可挽回,君主为圣人,可规复天道,深化“基命”,以此承担抗御中叶销磨:“即至中叶以后,伤政治之衰,而不忍疾怨其君。”这是祖宗积德以防中叶,也是身值中叶的应对之方,是一以贯之的可大可久之道。“中叶以后之治”的要义是使君主成为居中驭外之首脑。“贤圣之君六七作”“三宗迭兴”的世德绵延,胜过盛极而衰的单一曲线发展史,给衰而中兴提供了可能与期待。
在对政治周期的观念共识背景下,“中叶”成为清人脑海中一个基本的政治局势概念。明代中叶的镜鉴在前,他们期望可以摆脱王朝“中叶”的魔咒。乾隆时,国势稳定已久,便不免与“中叶”相较。平定准噶尔时,刘墉以胜于“前代中叶”之“弱”的英武气象来称颂这一伟绩。帝王尤为关注胜朝殷鉴。乾隆四十三年诣盛京谒祖陵后,谕旨以明代“中叶以后罔念厥祖……数君惟知蒙业而安,于国是懵然罔觉,虽未及身而丧,不数传而驯致灭亡”的教训警省子孙。决定每三年派皇子二三人恭谒祖陵,从祖宗典型中吸取力量、兢惕自身。
这一期望延伸到嘉庆、道光时代,二帝有居于中叶的定位,守成的惶恐,也有中兴的憧憬。嘉庆九年三月,嘉庆帝谒明长陵。谕内阁,以明史自警而感慨“守成不易”,认为明代中叶的主要问题在于君王不勤政而“天罚民背”。嘉庆十八年紫禁城林清之变后,作为一系列的应变举措之一,嘉庆帝御制并颁发《致变之源说》《原教》《行实政论》三份文件。后两者都谈及中叶积弊问题。道光八年,命绘平定回疆剿捦逆裔功臣四十人像于紫光阁。御制序以中叶以后“享承平而尚安逸”“渐形衰弱”自警。
清初以降对明朝教训的反思,诸帝对“中叶”的警惕之心与预防之策,并不能阻挡清朝中叶积弊局势的到来。从嘉庆、道光的自警中已可读出本朝的“中叶”感,其时士林亦已有对身处“中叶”“中世”的共识,“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从历史规律总结中叶衰颓不振。现实的中叶颓象,强化了中叶就是中衰之世的经学理路。“至汤仅以七十里起,则国尝中微”,魏源虽偏好今文经学,但于此则肯定毛《传》中叶削弱的解释,否定郑《笺》:“《毛传》训业为危,正谓中叶削弱之事。”亦可见“中叶”非今、古文之别。龚自珍、魏源和同时代的有识者们穷形尽相地勾勒了“中叶”的衰靡气象,分析与批评其成因,进行更深刻的思想总结和规律认识,深化了对政治积弊与“中叶”这一政治阶段的关联的认识。
“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在今文经学“通三统”的家法启发下,将元、明、清三朝贯通观照,是“中叶”认知新理路。在此思想格局中,魏源重视总结“我朝之胜国”的教训,从明代祖宗制度分析其中叶之困:“治有余之证易于治不足之证,明中叶以前之证,其尚有余乎?有下而无上,厥象水;有上而无下,厥象火;明中叶以后之证,其犹水欤?”并作《元史新编》,从“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分期,将清中叶的困境投注在元代政治与历史分期中。
对于中叶成因的规律,龚自珍提出“探世变”。“中叶”之为“中世”,有“世”之时间刻度的特定规律,尤其是社会政治发展的特定的历史阶段规律,亦即“世运”。受《春秋》公羊学“三世”说的影响,龚自珍提出了“三世”“三时”的论说。“中叶”感使得定庵“三世”说的重点在于“别为一等”的“衰世”,具体而言:“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形似延续“治世”而实则通往“乱世”,正是盛极而衰的“中叶”的阶段性特点。其时在“治”与“乱”之间,如果“求治而不得”,便“乱亦竟不远”,但本身尚非“乱世”,其对一世才智勇力的束缚和摧残,也不是“乱世”那样直接的、痛快的,而是软刀子割肉。与“三世”的发展阶段论匹配,龚自珍又以一岁、一日之自然时间为喻,提出“三时”说。君子生于“日之亭午”过后的“日之将夕”,一身所遭遇的,与“衰世”同态,折射了中叶景象。
“三世”递嬗背后的义理,魏源于时人中抉发最为深透。以“得于先王维持之道有厚薄”为依据,三代上下不同,政治气运有长短,总体上是退化的,在元前后再次分野:
三皇以后,秦以前,一气运焉;汉以后,元以前,一气运焉。其历年有远近,即其得于先王维持之道有厚薄。故汉、唐、宋女祸、夷狄、乱臣、贼子迭出而不至遽亡,民生其间,得少休息十余世,披其牒,考其享祚历年之久近,而其所得于道之分数可知也。
可见元、明、清三代已属于气运的第三阶段,得维持之道更薄,故其遭逢中叶便不如前代之国祚绵长。自本朝向上通元、明之三统,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三统”,还是在气运之第三阶段内探求本阶段之规律。
如何应对“中叶”困局而图求“中兴”,是一代士人的共同究心。与直写中叶之困不同,姚椿倒过来着笔,论“治世中兴”之难而寄望于“保世滋大”。“中兴者,有乱世之中兴,有治世之中兴。”所谓“乱世之中兴”,即“继乱世”能“扫除而作新之”,“其道因而兼创,有若夏之少康、周之宣王、汉之光武”;“治世之中兴”,即“继治世”能“怠则整齐而严肃之,猛则休养而生息之”,“其道亦因而兼创,有若商之太甲、周之成王、汉之昭帝”。他意在论说的,当然是后者:“人知继乱世之难,而不知继治世之难为尤甚焉者也。”“夫所谓中兴者,非功名武勇之为难,而保世滋大之为贵。”
以“保世滋大”为目的,人事可以再造气运,扭转“气化递嬗”。而身值中叶的君主何以能拨乱反治,还要靠王朝历代德业积累,赢得人心拥戴。“德”是耐受中叶积弊的政治生命能量。在中叶的政治哲学思考上,身值本朝中叶的魏源与国初之胡承诺遥相呼应。在“此卷皆辑古”的《诗外传演上》中,魏源摘录胡承诺《绎志》对“基命”与“中叶”诸论说的重视以表赞成。长时期的德业积累,方能从中叶而中兴。魏源从唐、虞、夏与殷、周德业积累长短的不同论证:“唐、虞均一世尚不能下逮,何况世德作求?天之报圣人者或不在是。抑或契至成汤十四世而后王,稷至太王千余岁,数十世而周始兴,兴愈迟者祚愈久。天道不可得闻,姑存其说而已。”对清代的祖德积累保有信心:
矧我圣清皞皞二百载,由治平、升平而进于太平,元气长于汉,经术盛于唐,兵力、物力、幅员雄于宋,列圣御制诗文集、康熙《图书》、乾隆《四库》官书尤富轹万古。生其间者,其气昌明,其声宫喤,其见闻瑰轶而混芒。
同治、光绪时期,中叶与中兴的形势和观感交织并进,成为一个时代的底色和基调。
咸丰一朝,中叶仍是时人对局势的判断。对“汉唐与宋中衰之世”进行历史总结与现实反思,是面对中叶延伸与危机日迫的重要议题。朝野存望中兴,随着与太平军作战形势对比的变化,中兴的期盼也越来越强烈。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赵烈文看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即以为中兴之兆:
三辰之瑞,吾在沪已闻之。合璧在卯初,吾起卯末,已不见连珠,四星皆在高度,不能了了。惟金星照耀明朗,此在古昔为异瑞,近则道光初与今凡两见矣。三国张臶曰:“祥瑞之兴,皆在事前。”国家卜年已及二百,夫岂中兴之兆邪?
“傍晚得信,皖城于昨日三鼓克复。”战争形势似乎证实了卯时所见的天象,一并写入当日日记。当月初八日,听说咸丰帝升遐,太后听政,他回想起日前的“异瑞”,中兴有望胜过了“新遭大故,民惧国疑”的忧虑。
从道、咸到同治,从中叶到中兴,情绪的转变可见于王柏心的几首诗。先是中叶之忧与激愤:“君王拊髀顾当朝,诏发材官促郡轺。中叶岂无周狁,成功须倚汉嫖姚。”但对从中叶而中兴抱有期待,咏殷中叶史:“中叶共球九域虔,汤孙最数武丁贤。若非奋发歌殷武,谁戴声灵六百年。”同治改元,他感赋新气象:“元年元日光华启,中叶中兴瑞应归。……周成复继卷阿盛,殷武能张景亳威。”已将“中兴”与“中叶”并举,可见从中叶到中兴的信心。
同治元年,中央政府也非常积极地鼓舞和响应士大夫的“中兴”憧憬。咸丰驾崩后,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以星变诏求直言。同治元年,蒋琦龄上《中兴十二策》,显是以“中兴”呼应“直言”。同年六月,谕内阁:“前任顺天府府尹蒋琦龄本年三月间呈进中兴十二策,特抒所见,颇资采择。现在任用需人,蒋琦龄著即来京听候简用。”“中兴”不仅是政治号召,而且成为施政标准,影响人事进退。从同年八月上谕可见,四川布政使刘蓉请川督骆秉章代奏,自责“到任六月,于民生吏治挽救毫无。因见蒋琦龄所陈中兴十二策,中有慎名器一条,益为愧悚,请立赐罢黜”。
在转圜向好的局势中,“中叶”而能持续兴盛之意有所突显。胜保题壁诗云:“敢拼直谏扶中叶,愧播虚名动九州。”乃自表于中叶而赞襄中兴之功。左宗棠奏折中有言:“祖宗龙兴东北、平定中原,中叶以来,平准回、靖朔漠,神武震铄,跨越古今。”文辞间虽有溢美,但以开疆拓土的功烈实绩为本朝中叶增添亮色,并非全属谀词。到同治八年,马新贻认为,“中兴气象”已经是列国可以“目睹”的。
“圣明在上”成为中兴的支柱,振起王纲是中兴事业的枢轴。在成书于同治十年的《诗经原始》中,方玉润于中叶而中兴之义多所阐发,叙殷高宗“首章称高宗伐楚为中兴显烈,二章则述戒楚之词,三章诸侯来朝,四章所受命中兴之故,五章极言其盛,六章乃作庙以安其灵,然则此固高宗百世不迁之庙耳”。光绪十年,王先谦于续《东华录》之序中称颂同治皇帝中兴伟业胜过往昔。杨国强曾论光绪朝清流“尊王攘夷”,在王纲为中兴逻辑的前提条件、从中叶到中兴的背景下,尤能理解时人重视王纲与君主的用心。
“圣清受命二百余年,安且治矣。”圣君贤相造就中兴,归于本朝祖德运数的逻辑,从魏源到曾国藩、李元度一以贯之。同治八年,曾国藩将康熙帝积德与周文王相比拟,认为“今上皇帝嗣位,大统中兴,虽去康熙时益远矣,而将帅之乘运会,立勋名者,多出一时章句之儒,则亦未始非圣祖余泽陶冶于无穷也”。
虽有中兴的振作,中叶积弊的困境和政治逻辑一直延伸到“中兴”时代,是晚清挥之不去、贯穿始终的形势基调。同治六年,赵烈文说曾国藩:“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战争与人事的剧变涤荡了积弊,中叶困境虽因此而舒缓,政治有所改观,但积弊的政治病和制度病并未解决,且在世变日亟中更加复杂。李宗羲进言:“成中兴之郅治,廓无外之宏规,此诚千载一时之盛事也。然就今日之时势论之,若遽以为已治已安,臣窃以为未可。”园工一项尚属表面,积弊是综合的“时弊”。曾国藩论整顿吏治之难:“如要去尽属员饭碗,我亦不依,须知天下人饭碗万不能无,汝去他一饭碗,他别寻一饭碗,于公事无益,不过百姓吃亏而已。”若无万全之策,反腐励廉只会被积弊扭向反面。
积弊仍在,表征着中兴与中叶的“运会”交缠。甲午战败,“中叶”的困顿感再次彰显。盛氏主持续纂经世文献,再次强调《易》中“治乱若循环,而事变无穷极”的运会义理。本朝曲为之制,预防有道,但运会仍不可逆,乃有中叶之危机:
然数极则还,理穷必变。运会所值,天与人方迭起以相胜。而已然之迹,无衅可乘。于是日辟其机,以创千古未有之局。特治安既久,又形势隔阂,非浸溃无以尽变,故中叶以后,萌蘖于川陕之乱,决裂于虎门之役,犹未已也。……盖自七十七年来,变故迭乘,始成积重难返之势。迨至东溟一蹶,危偪群争,天乎人乎,则诚有不可知者矣。
立足当下而思,仍在“中叶”一局之中:“综计中外全局,实系乎道光一朝:前此为极盛之天下,虽臲卼犹可相安;后此为多事之天下,且惩毖而未有艾。”
朱熹曾有“法弊”“时弊”之分。此论的思想根基是“有治人无治法”。对纯任制度的警惕,是儒家制度论的逻辑起点。“时弊”即是人心积习,是比“法弊”更深层次的积弊,此弊不去,变法只会适得其反。故魏源曾言:“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人心胜于制度,法度的要义在于“其初”的精神,由来已久的政治改革思想是对中叶积弊及应对之道的认知逻辑,也对晚清影响甚深。如何改变现状求得真正的中兴,时人在“时弊”与“法弊”间逡巡选择。戊戌变法时,仍在围绕去弊与变法的不同方向辩论与寻找出路,中叶是共认的背景和出发点,中兴是预设的政治目标。叶德辉认为:“今日之时局,法诚弊矣。”但自强新法适得其反。为什么“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就是因为积弊扭曲了制度更革:“故鄙人素不言变法,而只言去弊,弊之既去,则法不变而自变矣。若谓去弊非易,则变法亦岂易乎?”这代表了颇为普遍的积弊感触,认为是比“变法”更为根本之计。候选主事、举人孔昭莱论到:“中国之坏不在于立法不善而在于积弊太深,积弊之深不在于无治法而在于无治人。泄沓欺蒙,上下一辙,苞苴竞进,贿赂公行。内外度支皆浮冒,大僚荐引半属私人。”这是总体性的政治问题,而非制度层面的问题,亦须政治改进,而非变法:“朝廷多一新法,则臣僚多一利窟;国家多一举动,官吏多一钻营。”若变法而不去弊,“职恐十数年后难保不再重蹈前时之覆辙也”。没有“治人”的“中兴”是虚假的。以此标准审视洋务运动和中兴事业,只是“裱糊”而已,已被甲午战败所证实,“变法”不过是“重蹈覆辙”。
“彼方共逞新图,而我犹泥守成法。”变法是战胜中叶困境的另一派主张。梁启超申论变法才能中兴。变法的背景是法度政事至中叶势必积弊这一难逃的气运,只有变法,才能作新王为中兴主,真正实现中兴:“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随着在中西竞争中步步落败,变法终于被视为去弊的唯一出路。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制度,论“破常格”,认为根源在于中叶积弊而难以致治,积弊又逢外患,世变非常,惟有变法才能除此新旧叠加之“时弊”。时虽已至“瓜分大祸,迫在眉睫”,中叶积弊仍延伸过来成为包裹在季世中的困顿,清末从而呈现出与以往王朝末年君主昏庸暴戾、社会暴力动荡不同的衰世状态。只有在从中叶到中兴而积弊犹存的脉络中,才能理解中兴之窘迫与短暂,并理解时人的变法逻辑。
杨联陞总结“朝代循环”曾有言:
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通常都同意:在朝代的兴衰更迭中,有一个周而复始的模式,他们称之为朝代循环(dynasticcycle)。无疑地,一个朝代可以经历过好几次衰落与复兴,然后才完成整个循环。
但是,杨联陞的研究理路实是作为“后知后觉”的历史学家,基于“已知的循环”,对已经完成、已成客观的“陈迹”的形态与规律进行总结。历史中人未必知道自己身处“好几次衰落与复兴”之中,他们只能凭借自己承受的思想与观念作出当时的主观判断。身值中叶,且能中兴,而非末世、季世的秩序崩解,时人未必认为是“循环”。我们观察历史,希望能找到时人心中的判断和动力,政治时间的观念与世运否泰的希望,就是他们心中的政治动力。“中叶”是一个非常辩证的、既有深刻危机感、也有转圜再造之希望的一个时间概念,落在士大夫心中,既是困境感,也是动力。它支撑了19世纪中国人对政治发展的信念。当进入历史之后,这样一个主观的理解和判断过程,又成为后人思考“朝代的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叶”可谓一个“政治时间”的概念。“政治时间”并无既定的严格概念界定,本文认为,它是人们对于政治发展时刻、阶段、时长的认知,既是政治体生命节点的时间刻度和生命长度,也是由此而来的盛衰周期,并渗透到诸如家族家庭等社会组织实体的生命周期的指称。围绕政治时间,形成了特定的思想和观念,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与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叶”成为对王朝国家生命周期及其中“中衰”阶段的规律性认知,指引着历史中人以彼时的逻辑范式考量“时弊”与“法弊”的轻重、严正对待“变法”等后人视为神圣的政治举动。
以经学与历史教训为基,“中叶”在清代成为一个常用的政治时间观念,对应着时局判断和纾解方略。中叶积弊既是压倒性的认识,也终于成为未能逃避扭转的现实厄运,由中叶而中兴仍是转圜希望,中叶又始终存在于中兴之侧,这是从嘉道到同光的基本政治背景和政治发展逻辑。把握住这条逻辑线索,我们能够看到在康乾盛世之后,19世纪中国的整体发展脉络,这正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国家的中晚期政治发展轨迹。王朝兴衰的周期从而与近代中国的变迁套叠。由此,对“同光中兴”的起灭,对晚清与清中期政治史的内在关联,甚至对从清初到清中期、再到晚清的政治思想的递进与转型,都能多一分体会。
作者介绍：孙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