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4】万鹏飞 刘雪萌 | 现代化的学理思考：概念、理论和框架

注：本文原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因篇幅原因，注释和参考文献未摘录。

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巨大变迁，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对进步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认识和理解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这个民族自我反思、学习和超越的过程。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带着全景视角，走进历史和现实深处，通过观察、追问和深思，汲取真实的养料，感悟时代的精神，构建与现代化实践密不可分的现代化的精神领地。基于此，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国内对现代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二是当今世界现代化概念及理论；三是中国现代化的学理思考：概念、理论及分析框架。

现代化研究受到了我国学者长期、广泛关注。在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中，以“现代化”为题进行检索，可检索到23011篇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和2014年，研究数量分别有一定增长，党的二十大之后，现代化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空前重视，2022年的研究数量增长至1280篇以上。本文着重考察国内学界对现代化概念、理论和框架的研究。   

国内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含有追求进步、发展变革、文明先进之意，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他们对该概念的认识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过程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主要特点包括：（1）该过程发生在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虽然次序不同、模式不同，但都在发生。（2）该过程以工业化为发端，以经济发展作为主要驱动力。（3）该过程是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等。现代化从传统社会中产生，其目标和结果是现代社会，传统和现代是现代化概念关注的焦点。二是价值理想论，认为现代化是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科学、平等、自由、共和、民主等理想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目标，是驱动中国社会持续变动的价值观念，具有契合本土社会及文化的、非西方的本质特征。  

第一，对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梳理和反思：首先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起源的研究，该理论起源于冷战时期美苏双方的意识形态之争，是美国对抗苏联理论和制度、建构全球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工具。其次是注意到了该理论的跨学科性，包括结构学派、过程学派、行为学派、实证学派、综合学派、未来学派等流派。内容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趋同论、全球现代化的传播和扩散等。最后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评价，该理论真实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史实，是阐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革命性变化的有力理论。但它存在意识形态的“西方中心论”、理论架构中的概念简单化、实践发展中的生态危机和人文精神缺失等问题，很难解释和指导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

第二，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理论进行考察，主要集中在依附理论上。该理论解释了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认为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依附于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关系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尽管该理论中的“中心—边缘”二元论、否认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努力等悲观色彩受到诟病，但对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北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三，对比较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思考。从现代化动力角度，罗荣渠总结了现代化的内发型和外发型模式，认为内发型现代化原动力主要来自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产生内部创新，外来影响居于次要地位；外发型现代化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受到外部冲击而引起的内部变革。从现代化发展顺序角度，有学者提出了发达国家以经济增长带动国家整体现代化的“相容性假说”，后发国家原有的政治整合和秩序维持模式阻碍其现代化进程的“冲突性假说”，等等。

第四，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和反思。一是传统和现代对立统一、相互补充，传统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二是不把西方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作为唯一的发展之路,国内外的现代化经验都可以为我国所用。三是将内外动力因素结合起来,从两者的相互作用中来考察现代化过程。四是承认现代化动力的多样性，所有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因素,诸如经济、体制、科学技术、国民性等,都对现代化发展起作用。  

有学者提出了现代化的框架包括目标、过程、动力、模式、制度化和评价标准。还有学者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政方针，总结出现代化框架包括“一个目标、两大主轴、三大层面、四类资源、五领域协同、六大方案结构、七大体系”，等等。

总体来看，学术界围绕现代化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对现代化概念有了整体的了解和认识，尝试提出了中国语境下的现代化概念；二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有了相对系统的认知和反思；三是尝试构建了现代化理论框架。但是，目前的研究也显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对现代化及相关概念研究粗放有余、精细不足，没有提出具体、清晰、准确和系统的概念；二是对现代化理论研究介绍有余、构建不足，尤其缺乏中国经验的总结；三是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松散有余、严谨不足，没有提出系统而有说服力的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就现代化的概念、理论和框架开展一些基础工作，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概念密切相联，有的学者甚至将现代化概念等同于现代化理论。当下，现代化成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各自内涵的概念。然而，对于学术和政策研究来说，弄清楚现代化的概念是基本前提。这里从两个层面界说现代化的概念：一是语义学角度，二是学理和政策角度。

语义学角度的考察有助于回到原初，搞清楚一个概念的学理含义。在中文语境下，“现”是指现在和此刻；“现代”指现在这个时代，多指“五四”到现在的时期，或者指社会主义时代。“现代化”则指具有现代先进科技水平。在英文语境下“,现代”（modern）指现时的或刚刚过去的，或者指最新的（围绕技术、方法或理念）。“现代”来自晚期拉丁文“modernus”，该词又来自古典拉丁语“modo”，意指就是现在（justnow）或以某种方式(inacertainmanner)。现代性（modernity）则是指成为现代的特质或状态（条件），也可以指个性或风格的现代性（modernness）。现代化（modernization）则是指现代化的行动或正在进行的现代化的状态，或者指某种现代化的东西。综上所述，中西方关于现代和现代化的含义基本一致，前者都指一种当下的或刚刚过去的时间维度；后者都指一种动态的过程，一种追求新的技术、方法或理念的过程。与中文语境不同的是，西方的现代化相关词汇相对丰富，且现代性和现代化有含义重叠之处。

学理性阐释是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学者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和教训所做的概念性界定，政策性阐释是政府明确宣示的或隐含的现代化界说。

（1）学理界定：现代化的概念出现已久，但是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流行是在二战之后。其含义众说纷纭，场景、知识结构、立场不同，现代化概念随之不同。所谓现代化，是指国家和地区根据特定的路径，经由一系列阶段实现思想、技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过程。从历史来看，现代化是指一种变迁过程，即迈向17—19世纪西欧和北美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过程，这种过程从欧美开始，后来扩展至欧洲其他国家，到20世纪扩展至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和发展经常被互换使用，但它们却是指不同现象。工业化比较狭义，现代化则比较广义，发展则可以指更一般的含义。工业化是指通过物理世界动力源的使用，推动生产机械化，进而推动制造业发展、以挣工资为生的劳动力的增长、收入的增加和职业分化的加剧。工业化可能出现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地方。发展（像工业化）隐含了经济成长，但并不必然经历从初级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到制造业占主导地位的转变，不一定会呈现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那些特点。

（2）学理加政策的界定：现代化是一种全球变迁的理论，美国将其列为一项政治研究计划。在20世纪50—70年代，来自不同学科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根据其研究，现代化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的进程；其间，传统社会变成了现代社会。该研究计划提出一种全球的、演进的模式，其中，文化价值、经济体系、政治制度沿着一种渐进的、线性的轨迹趋向理性的经济、自由的社会、民主的秩序，而这些结果性描述则是由一些理论家主要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概括而来。在冷战的高潮时期，现代化包含了美国自由主义的最高愿望。现代化概念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武器，是美国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念。

（3）泛化的政策界定：20世纪后期，现代化概念逐渐被泛化，经常与发展等同，既包括趋向西方风格的工业化，也包括非西方风格的发展。现代化概念经常流于非理论的历史陈述，不为欧洲社会历史学家所正式使用，人们也不再去做广泛的争执。这一时期现代化被界定为19—20世纪非西方国家人民所经历的基本社会变迁。此时，现代化就成为一种更广义的社会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制度、理念和实践因为不再适合时代和环境而被替代。因此，现代化已延伸至非西方国家社会的变迁过程。换句话说，现代化可以发生于世界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因为其内涵范围广阔，所以现代化进一步泛化，慢慢演化为一种政策宣示，用以指代政府总体的或特定的理念、政策和主张。如生态现代化是指下述信念：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能够兼容；通过市场、政治和文化等手段，使工业经济和自然能够做到并行不悖；通过环境管理、环境政策、清洁技术和机构的绿色化来实现可持续的平衡。再如，1997年英国发布《现代地方政府：保持与公众紧密联系》白皮书，提出地方政府现代化的主张：与人民保持更紧密联系、强化参与性治理、建立地方行政机构、避免税收和开支陷阱、在公共服务中引进竞争机制、强化与私营部门的合作等。类似的情形也发生于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的历次论述中。

根据以上对现代化概念的梳理，我们发现：第一、二种概念具有明显的欧美中心主义色彩，冷战和国家利益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色彩。一方面，欧美国家率先进入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不可避免会给后发国家带来标杆效应，后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或多或少都会受其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在提炼现代化概念时，极大简化甚至理想化了欧美现代化过程，受意识形态影响，现代化概念难以客观、真实、准确地抓住社会整体变迁的本质，容易误导别人，以此概念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自然也存在先天缺陷。其实，欧美现代化的真相是，它们的现代化进程是在没有任何模式可仿照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内外诸多社会因素作用下探索和实践而成的，充满着坎坷、血腥、暴力、侵略和殖民。因此，建立更加客观、科学的现代化概念不仅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现代化理论通常是指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最主要的论点是所有社会都会从结构简单的社会转化为结构复杂的社会，最终趋向工业化目标。现代化理论有多种分类：一是微观和宏观的现代化理论。前者专注于现代化的微观评估，着重研究现代化构成要素和相互关系，如城市化、性别和收入平等、教育和技能的获得、政治传播和媒体的角色、官僚腐败等；后者专注于现代化的宏观研究，着重研究不同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经验过程。二是哲学—社会学视角的现代化理论。哲学视角的现代化理论重点研究社会变迁的不可见的（非物质）因素，包括价值观、思维方式、历史、文化和精神遗产；社会学视角的现代化理论重点研究各种类型的社会变迁及相关问题，涉及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制度等多个维度。三是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将现代化理论分为古典现代化理论、修正版的现代化理论和当代现代化理论。这些类型的划分带有强烈的学者个人色彩，并不一定会得到普遍认可，如何考察并阐释依然有创造和想象的空间。

现代化过程有多重动因，但最有可能引发变迁的是价值观和技术。一是价值观。现代化理论深受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该理论假定所有行动者都是经济理性人，他们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现代化的原动力。因此，现代化理论都将经济财富视为评估人们总体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斯·韦伯看到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隐秘的联系。托克维尔从社会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角度看到了源于基督教新教的习惯和思想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二是技术。技术引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塑造了现代经济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技术的发展。技术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技术与科学的重视和应用又和理性的法律相关，而这两者最终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三是生产方式。马克思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阐述现代化的动力，他认为，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四是国家。将国家视为发展的基本对象，因而假定变革来源于自上而下。相应地，现代化的政策和项目针对的首先是国家机器。成功的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涓滴式洒落到地方社区和国家居民个体中。五是现代化国家的联结。现代化理论假定，第三世界发展和变革的动力来源于已经现代化了的国家。只有当北半球的国家牵着南半球的国家走向发展时，经济的进步才是有可能的，现代化需要北与南、前殖民地国家和新独立国家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结。六是企业家阶层的培育、出现及其表现出的创新和管理能力。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认为，企业家阶层是开启现代化并使之持久的关键驱动力量。企业家重在创造，核心特征是积极主动、敢作敢为、以身作则，以坚定的意志、自觉的理性，打破旧传统，开辟新道路，成就新事业。七是投资。为了开启现代化进程，落后国家需要大规模外资和私人投资，以此推动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

不同学者对现代化的阶段有不同的划分，其中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的五阶段理论比较有影响。该理论认为，社会合作推动了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也就是现代化。伴随着经济成长和繁荣，赋能教育以促进现代民主社会的形成。教育在培育社会和政治意识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罗斯托称之为“牛顿式”意识），并教给人们更多的现代技能。因此，现代化创造了一股积极、民主的个人和社区力量。

基于上述抽象理论，罗斯托构建了一个成长五阶段的历史模型：（1）传统的、前牛顿式社会：没有意识到人类具有操控环境和控制命运的能力，社会只有有限的生产能力；（2）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牛顿式意识的逐渐苏醒，尽管这种苏醒只限于社会小众群体；（3）起飞阶段：牛顿式意识成为社会共识，导致快速经济成长；（4）成熟阶段：几乎具有无限生产能力、技术得到最佳利用、创新能力得到发展；（5）高度的大众消费时代。罗斯托运用其理论框架和历史模型提出了对外政策建议：一是美国能够通过现代化提升自己的国家利益，保障和强化美国的生活方式。二是美国在推动现代化中扮演助推角色，但是这种推动并不总是或必然通过直接的财政援助来实现，美国试图建立一个世界自由国家的共同体，并创建一种有利于现代化的国际环境。罗斯托本人先后两次任职于美国政府，并将其理论应用于现实，但是，无论在非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美国的现代化政策结果都非常糟糕，这意味着罗斯托式现代化理论在学术和政治上的衰亡。该理论最被人诟病的有两点：首先，该理论的普遍性概括和冷战议程几乎没有给被理论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任何文化和政治独特性存在的空间。其次，这种理论将非现实的、千篇一律的社会经济模式应用于根本不同的区域，给它们穿上统一的紧身夹克。

现代化理论经常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图示和清单化，并视传统社会为现代化的障碍。这些文化障碍包括：传统、宿命论、种族中心主义、骄傲、有节制的规范；社会因素包括：对家族强烈的相互义务、对小群体的社会认同、某些个人的既得利益、传统社会的权威结构。此外，现代化还会遇到公众的社会心理障碍。现代社会则呈现出以下一些特征：高度的世俗化、都市化，科学和技术、教育、社会流动、劳动而得来的财富、民主政府和法治、角色专业化和差异化。这些差异经常隐含着不同的心理结构：现代个人具有同情心、更偏向于成就感和流动感、对各种利益和社会情境持开放态度、拥有自我灵活性。这种将传统和现代绝对对立和区分的做法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也受到一些学者质疑：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以后一个阶段吞噬掉前一个阶段为条件，传统并不意味着落后，传统中也有一些现代可利用的要素，传统可能是一种资产，而不是一种负债。

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现代化模式。认为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阶段和路径将遵循欧美国家所经历的过程，并趋向欧美国家所呈现的现代特征，后发国家可以在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和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现代化的战略制定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西方化是西方经济、技术成功扩散的必然结果，代表了社会演进发展的最高阶段。第二种可称之为多重现代化模式，着眼于现代化道路多样性。认为即使一些方面呈现趋同性，但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任何模式的选择不可能抛开环境和背景因素，即使在先发国家之间，现代化的模式也不相同，更不要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存在的时代差异和内外部差异。而且，人们已经很清晰地认识到，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全球生态体系的特质，不可能支撑全部国家复制和实现欧洲和北美的实践，必须另觅模式和路径。

现代化并不是前后一贯的、整体的单一理论体系，而是各种有关社会整体变迁阐释的一种统称。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曾经占据主导地位，但它受到广泛批评：作为一种理论，它的基本假定带有臆测性，经不起推敲，解释力和说服力有限，用这种理论去指导政策，既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也未能实现欧美国家现代化政策预期目标。因此，摆脱欧美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回到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现实成为一种趋势，积极探索本国的现代化模式逐渐成为学者共识。

尽管现行的现代化理论问题不少，能替代现代化理论的新理论并没有出现，即使有一些，然而局限性很大，影响很小。但仍有一些值得肯定和关注的点：第一，现代化理论体现了人们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变迁过程联结起来的努力。第二，它满足了人们跨越学科的渴望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说教的要求。第三，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现代化理论仍有其影响力和存在的价值。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化的探索经验影响重大，对于丰富和发展现代化理论意义深远。但是，目前来看，系统、完整的理论构建还不多。本文基于以下几点尝试进行初步构建:一是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大历史观，时间上从1840年起始，空间上考虑国内和国际的互动，行动上整体思考上述时空范围内的中国近现代历史、革命史、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二是大学习观，充分学习、吸收、思考中国近现代学者、领袖著作和文章；三是大世界观，即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经验。

所谓现代化，是指国家和地区在内外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下，凭借内外之力，通过艰苦的努力和摸索，找寻适合自己的路径，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进步的过程。这个概念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驱动力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助力与内部发展的驱动力。现代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变迁，反映了所有人追求进步和美好生活的愿望。第二，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路径得靠其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找寻，对一个大国来讲更是如此，靠外在的“处方”永远不能获得成功。第三，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尽管有巨大的局限性，但毕竟是人类社会的先行试验，值得研究借鉴。第四，现代化是一种整体变迁，既要考虑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相互影响，也要考虑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相互影响。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一直找寻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就是思考的集中体现。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即“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作了更加具体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作了具体陈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1840年开始，中国的现代化驱动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外部驱动力：它贯穿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始终。先是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再后来是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政策和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西方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到目前中美贸易战、高技术打压和封锁，外来刺激唤醒了中国人，更加体会到什么是“生于忧患”。（2）内部驱动力：先是统治者内部少数统治精英和读书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再到致力于重建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最后到改天换地、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唤起的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民群众。   

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是从单一维度到多个维度的动态过程，先是根据本能、直觉和当下决定干什么，经过试错、调适、矫正和总结教训，不断反思，最终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趋向综合、平稳、有序。从1840年开始，贯穿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模式选择有三种：一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模式，包括清末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民国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尝试，1949年前碎片式的其他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后向西方的学习等。二是苏俄模式，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夺取政权的路径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以苏为师的“一边倒”政策。三是中国独立自主的模式，包括革命时期摆脱苏俄模式、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20世纪50年代中期反思苏联模式、探索更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1964年中国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1975年进一步重申，1977年写入党章，1978年写入宪法。中国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1979年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党的领导、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一国两制”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①。2020年和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架构，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基本原则。   

从1840年至现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走过了183年，中国人不断从苦难中学习和奋起，克服阻力，战胜困难，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取得了巨大成绩，值得进行总结提炼。

第一，“周邦虽旧，其命维新”的文化力。中国是文明底蕴深厚久远的文化大国，近代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是古老中国涅槃重生和常新的催化剂，人们在古老文化与现代的撞击中，看到了醒悟和盼望，虽深处逆境，依然怀有强烈的文化自信心、使命感和民族复兴感。

第二，民族英雄自强不息、英勇奋斗的向上力。自1840年至今，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无数民族脊梁为反对外来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挺身而出，奔走呼号，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第三，中国共产党大爱为民的感召力。党不追求任何自己的利益，始终以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强调任何时候都要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从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切身利益出发，首要考虑的是能给予民众什么，而不是索取什么，让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中国现代化不竭的动力源头。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力。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苦难深重之际，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列强欺辱，社会一盘散沙。但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召力和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使中国从一个前现代国家转化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得胜利，党将中国改造成为高度有组织化的国家，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得到空前的提升，数亿中国人焕发出来的力量成为战胜任何苦难和敌人的底气和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因此，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领导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关键在党，关键在领导核心。

第五，中国共产党带动下的民族信仰力。从语义学上看，“信仰”一词的内涵一是指对责任或人（承诺）的忠诚，也可以指意图的真诚；二是指对某种东西勿需证明的坚定信念，也可以指完全的信任。从哲学层面看，信仰既包括道德的信仰，也包括传统文化的信仰，更包括政治信仰，三者互有交织，有时难以清晰区分，其中对政治的信仰包括对政治主义的信仰、对政府或政党政纲政策的信仰、对政治领袖人格的信仰。“信仰是生存竞争的利器……没有信仰的人，终久要被有信仰的人驱逐到墙角里去……一个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乃是信仰造成功的。”“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强烈信仰感的组织，其信仰的内容包括对一以贯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包括对民族和国家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的责任和信念，更包括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和对未来美好生活蓝图的憧憬和向往。这些信仰内容通过党章、党纲、政策、领导人讲话、宣传、口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英雄的榜样力量、整党、整军、整风、主题教育、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实际的行动等而植根于人心深处，进而影响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精神面貌，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迈向现代化的强大内驱力。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和军队才能在艰难中保持乐观，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在弱小中看到强大，以超越常人的意志和智慧战胜各种人间苦难和强大的敌人，打破各种封锁和制裁，以弱胜强，不断壮大，迈向辉煌。

第六，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力和创新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区域的差异性导致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以拿来直接用。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凡是从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出发之时，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走弯路；凡是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时，革命和建设就会焕发活力。正是靠着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政策才有科学性和针对性，思想才有独立性和创造性。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都是依此而来。

第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筹力。战争年代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攻克“两弹一星”等，改革开放时期东西部协作扶贫、京津冀协同发展、芯片技术突破等，都是这种统筹力的生动体现。正是这种统筹力放大和优化了我们的共通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释放了巨大潜力，打败了强敌，克服了巨灾，攻克了科技难关，提升了效率，彰显了制度的优越性。

第八，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力量的群众力。近代以来，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唤起民众的重要性，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孙中山的唤起民众思想，再到晏阳初的开发脑矿、启发民智的平民教育运动。但是，真正唤起民众的伟大实践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服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体察群众、学习群众、帮助群众、教育群众、改造群众、领袖来自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直贯穿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群众路线不仅是历史观，也是认识论，更是工作方法。很多正确的东西来自基层和群众，党和政府一些重大方针和政策、军事作战中一些好的战术，都是综合群众智慧而形成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共产党和人民、领袖与群众，是鱼和水的关系。因此，党群、军群、干群之间以民心民意相融和交织，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之路。

第九，调动各主体、阶层、民族参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团结力。贯穿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团结。大国做事，团结为重，首先要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这是党的领导核心力发挥的前提；其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对内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对外团结一切和平民主的力量，前者称之为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后者称之为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有事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使朋友更多，敌人更少，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集力量。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有明天。

第十，善于总结、提炼、反思的学习力。在一个大国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没有捷径和灵丹妙药，唯有不断提高学习能力。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领导和治理经验昭示，不仅要学习书本，更要向实践学习，向专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同事学习，向敌人或对手学习，向国外相关国家和地区学习，从自己所犯过的错误中学习，还有不同地区互学，干中学、学中干，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但是学习应该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新概念，发明新理论，创造新东西，如此，方能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总之，“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现代化作为内外环境因素驱动下的社会变迁过程，对社会方方面面或多或少、或快或慢产生各种影响。有从个体角度按时间顺序和个人的感悟两个维度，以自传体方式去阐释和分享一个中国人所经历的现代化历程。有从通史角度，按照时间的阶段划分，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结构、知识和教育五个维度考察各阶段中国所经历的现代化历程。本文以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为基本分析的单元，以人为考察的中心，分析内外因素驱动带给个人的认知，这种认知引发目标选择（清晰的或模糊的），目标选择决定行动路径。物质、技术、制度和人四大环节相互交叉和重叠，只是为了方便分析才做此区分（如图1）。

图1中国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在内外因素交织影响下，对现代化目标的认知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单一目标到多重目标、从被动到主动、从无计划到有计划的转变：一是被动应激反应阶段（1840年到清朝结束），现代化的首要目标是富国强兵，重点在物质层面；其后的目标是改良统治体制和机制，涉及制度层面。二是大变动时期的共和草创阶段（中华民国成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阶段有三个值得关注的事情：以西方制度为蓝本的中华民国初创；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1912—1919年），这与物质的现代化相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涉及中西文化比较和对教育的反思，与人的现代化相关。三是战乱不断、现代化建设几乎停滞的阶段（1921—1949年），即众所周知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四是政治运动不断、现代化建设有限发展时期（1949—1978年），现代化建设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初步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与军事相关的“两弹一星”取得重大突破；第三，覆盖全国的医疗和教育体系基本构建；第四，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尽管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建设涉及物质、技术和人各层面，但社会的总体现代化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五是现代化建设长期、稳定推进时期（1978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第一，明确国家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第二，四个现代化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四个现代化，进而变成中国式现代化；第三，现代化越来越呈现主动作为、综合发展趋势；第四，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里的分析框架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和现实的一个抽象和提炼，主要结合中国当下的实际进行阐述。

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包括经济的现代化、生态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包括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共同富裕，确立问题导向，增强忧患意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2）加快科技自立自强；（3）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4）提高人民生活品质；（5）牢牢守住安全发展红线。生态的现代化包括：（1）坚持的理念和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突出位置，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2）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包括：（1）坚持的理念：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的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2）做好基础设施的规划：综合考虑城市功能定位、文化特色、建设管理等多种因素来制定规划；规划编制要接地气，邀请相关各方广泛参与，本着便于建设、易于管理，切实照顾各方关切，增强规划的强制性、科学性和指导性。（3）要按绿色循环低碳的理念进行规划和建设城市交通、能源、供排水、供热、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

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包括：（1）以创新为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3）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4）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全面创新的制度；（5）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6）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

制度的现代化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意义重大，起统领和保障作用。制度现代化意味着：（1）制度问题是政治上、战略上和全局上的重大问题，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这里的制度包括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的制度。（2）认识现行制度，坚定制度自信。认识意味着超越，理解意味着征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丰富的实践成果。（3）毫不动摇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4）破立并行，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即适应时代变化，改革不适应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5）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首先意味着：（1）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深入群众，真心依靠群众，真情关爱群众，真诚服务群众，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将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加大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的能力素质，即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技术熟练程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3）消除绝对贫困，巩固脱贫成果。（4）消除精神贫困，增强贫困户造血和自立能力。（5）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促进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6）健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就业、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构建农村留守人员关爱服务体系等。

本研究作为一种基础性研究，只能算是导论性探讨，至多在澄清基本概念、梳理主要理论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对于中国语境下的现代化概念、理论及分析框架做了一些尝试性思考和总结，希望能有一些有感而发的原创性内容。但这只能说是一个开始，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即使对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仍有重估和再研究的必要。一百多年来波澜壮阔的中国自身现代化历史画卷更是我们研究的宝库，其中，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奋斗史更值得关注。在最近四十多年里，中国人更加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无论与我们自身比还是与发达国家比，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经历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形成了很多独特的经验、模式和做法，亟需用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群策群力，汇成智慧大海，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作者介绍：万鹏飞，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刘雪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