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肆虐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感染人数超过1800万。疫情已经对各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疫情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刻影响还未完全展现，尤其是对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相对更脆弱的欠发达国家的影响。

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更脆弱和单一，这就意味着为了控制疫情所采取的特殊措施可能无法长期执行。目前各国为了控制疫情所采取的通行做法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居家办公、关闭部分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等。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对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冲击，造成了经济活动的萎缩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下降。今年5月中旬，一位巴基斯坦官员在与笔者交流时表示，该国已经实行了将近一个半月左右的“封城（lockdown）”措施，这已经是该国可以承受的极限。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类似的局面。这些国家本来已经受到债务等经济问题的困扰，疫情之下，政府正常收入下降，还需要额外的资金应对疫情和进口相关医疗器械与药品等物资。因此，社会无法承担经济长时间停摆的后果，而一旦放松防控措施，疫情反弹，则将进一步延缓经济复苏的进程，形成恶性循环。

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还体现在对单一产业的依赖。这些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往往是大宗商品（例如石油、天然气、矿产、木材、农产品等）的出口。不仅政府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部分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出口依赖达到90%以上），这些行业也承载了大量的本地就业。由于美国、欧洲、中国等主要市场受疫情影响经济放缓甚至萎缩，对大宗商品需求下降，将对这些产品的出口国经济形成较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已经体现在今年3月份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下滑。

由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很容易发酵为社会政治问题。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疫情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一些社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所积累的不满情绪容易被疫情引发的失业、政府抗疫不力等问题所重新激发，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例如七月底八月初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就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抗议者的主要诉求是表达对政府腐败、通货膨胀、食物短缺等问题的不满。值得一提的是，各国政府在抗击疫情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封城、隔离等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需要在民众的理解和主动配合的前提下才能够成功执行。如果一个国家本身治理问题重重，政府动员能力不强，那这些抗击疫情的强制手段不仅无法达到预期，还有可能进一步激发民众的抵触心理，进而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疫情对不少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影响还不仅限于街头抗议。不同国家的执政联盟（例如执政党、王室、派系、军队成员）中非正式的权力分享在维系该国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于那些有成熟政治制度和悠久政治传统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执政联盟往往通过少数执政精英个人间的关系维持。疫情所带来的经济下滑和社会动荡很容易对这些国家原有的权力格局和精英关系形成冲击，进而造成高层政治的动荡。而且，由于其政治体系的基础薄弱，高层政治动荡可能对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不过，这种影响的传导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如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冲击也经历了2年时间才在中东和北非引发了“阿拉伯之春”。在接下来的几年，不排除一些经济社会政治体系较为脆弱的国家受疫情的直接和次生影响冲击，发生政治动荡甚至政权更迭。

最后，由于疫情全球传播的特性，不排除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客会为了选举需要，将矛头指向国外，将疫情传播和经济下滑“甩锅”给其他国家。未来几年，可能会有更多打着排外和民粹主义旗号的政治家登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舞台。这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近年来，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如何防范地缘政治风险、保护我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已经成为重要课题。在疫情影响下，有关部门应该未雨绸缪，密切关注欠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动态，提前做好风险的应对预案，以最大程度的在“后疫情”时期保护我国在海外的利益。

本文作者：马啸，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