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课题”的智库报告成果之一。

一、 新冠疫情时期的信息传播

（一）信息输入渠道：以网络为主体

传染病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性在于，居民需接受强制性的居家隔离政策，正常的外出活动（工作、线下购物与娱乐）受到限制，网络成为了隔离中的个人保持同外界社会的交互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纽带。同时，在疫情处理早期，疫情防控与排查工作过于繁重，官方部门的通报相对薄弱和滞后，而居民出于对自身与家人安全的考虑以及对陌生疫情的恐慌，又迫切地需要填补对于疫情的认知空白。这两者使得网络上的社交媒体和通信软件成为了居民获取疫情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一方面，网络为疫情防控部门发布可靠信息、通报防控实况和排查病毒传播轨迹的工作提供了操作上的便利；而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最大程度超越了时空限制的通信方式的内在特点，也使得各种谣言，和某些别有用心地借助疫情分裂国家与社会的反动言论，在集体恐慌中迅速滋生和蔓延。

（二）信息内容基调：呈现阶段性特点

在第一阶段，即在疫情得到官方确认的早期，居民所面临的信息主要为官方对于疫情的通报、官方对于居家隔离的指导和民间对于疫情起源及治疗的传言。在第二阶段，即中央集中全国力量驰援疫情重灾区的时期，网络信息的主体为持续了两周左右的各地疫情增长数据，以及民间对于尽力维持在家正常生活的感慨和建议。在第三阶段，即疫情增长明显减缓而疫情重灾区的诊疗出现实质性突破时，网络上开始涌现大量的展现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与生活、感谢医护人员的无私付出、赞赏中央的果断明智决策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民间言论，并伴有对疫情后生活的憧憬。信息内容的三个阶段基本上同抗击疫情的实践的发展过程保持了一致，反映了社会大众的现实关切。

（三）信息获取意义：重要的历史记忆

传染病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与防治，由于其传播的广泛性和防治的艰难性，要求国家机关在全国层面采取应急措施，需要社会整体做出必要的牺牲和配合，以换取长久的集体健康，因此往往将深刻地震动日常的经济、社会、文化与家庭生活的形态与逻辑，成为亲历者的历史认知中的重要里程碑。疫情经历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多数地区长达一月的居家隔离政策将在日常生活的适应中，润物细无声地调整民众对于宅家生活的理解和对于社会生活的想象，为后疫情时代生活方式和生活形态的革新提供创意空间；疫情经历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作为大多数亲历者的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参与历史”的时刻，这一期间透过网络世界的所见所闻，将牢固地沉淀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之中，以历史记忆的形式滋养和形塑着他们对于政治、集体和民族等哲学性命题的思考。疫情记忆最终将升华和凝聚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的时代写照，更紧密地将中华儿女联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旗帜之下。

二、新冠疫情时期面对信息的公众情绪反应

（一）消极情感：恐慌、愤懑与抑郁

在本文所述的第一阶段，由于官方的通报文件的信息有限和用语模糊，居民对于居家隔离政策的陌生和对于疫情实况及其走向的焦虑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情绪。此时官方忙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初始规划和部署，尚未能充分地澄清舆情中的疑惑，这使得某些来自某些民间的有关疫情产生和传播的传言，透过朋友圈和微博等社交平台大行其道，助长了民众对于疫情形势的焦虑，直接表现为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的疯抢。既有研究通过对于微博的自然语言的分析，也认为该时期焦虑和恐慌的情绪占据主流。

而进入第二阶段后，居民基本进入了居家隔离的常态，而政府的迅速调控之下，必要的生活和医疗物资的供应也得到了保障，因此焦虑情绪逐渐减弱。这一时期的公众注意力开始转向疫情本身，如疫情的起源和抗疫战斗的形势。有许多网络信息揭露，疫情重灾区的当地政府在疫情早期优柔寡断，含糊其辞，甚至有意隐瞒疫情；并且在媒体的后续报道中，当地部分卫生健康负责人员明显地尸位素餐，更是引发了公众对于当地政府的震怒。与此同时，作为官方信息的确诊人数迅速攀升，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愤懑情绪逐渐积累，占据了网络舆情的多数，最终在李文亮医生作为一线工作人员牺牲的那一晚，达到了顶峰。

这种愤懑情绪在本质上，是我国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对于地方政府的问责意识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蓬勃发展的写照，应该说是健康而必要的。但是，这种朴素的愤懑情绪受到了某些别有用心的网络势力的关注和吸收，其中一部分被逐渐诱导为对党的领导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抨击。这种异化展现了公众情绪的脆弱和力量，必须引起警惕。

在这一时期，由于长期居家无法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且疫情形势在数据上日渐恶化，公众之中，尤其是刚刚步入成人世界、心智尚未成熟的高校学生，滋生出了抑郁和绝望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对抗议战斗和未来生活的悲观想象，引发许多悲剧。

（二）积极情感：乐观、团结与赞美

同时，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将激发公众的社会性道德情绪。在疫情爆发早期，全球各地的华人都自发组织了筹集物资的活动以支援疫情重灾区。这种群众性的自发公益活动透过网络传播，其信息经由微博、朋友圈和微信群等平台到达居民终端，能够有效化解宅家期间居民的孤立感，并且增强其对于抗疫战斗的信心，在公众中营造乐观情绪。许多隔离在家的个人通过微博的联系，相互鼓励和加油，无形中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被疫情牵连起来的网络认同社区，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防控瓶颈期的负面情绪。由于无法自由出门购买物资，本已淡出城市舞台的社区生活方式恢复了一线生机。许多社区在微信上集结业主，收集购物信息，统一采购和分配物资，为邻里间的交流和抱团提供了机会，也让困于家门之内的居民能够感受到更近、更真实的温暖。

而在抗疫战斗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第三阶段，在积极光明的前景之中，民众的道德情绪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大量的材料展现了医护人员为了抗击疫情走出的巨大牺牲，这其中无数感人事迹激发了民众心中最纯粹的道德情感，一时间网络上自发地出现大量感谢和赞美医护人员的表达；这种赞扬的情绪也蔓延到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图景，即党对一切事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了我国人民对于国家、民族和道路的自信，将战胜疫情的胜利感和荣誉感镌刻进长期的社会情绪之中。

三、对于政府的启发和建议

（一）转变治理观念，关注情绪反应

政府需要调整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内涵的解读，要认识到，面向重大疾病防控的政策部署和信息传播将在不同程度上掀起公众心理和情绪的涟漪，并对防控工作本身构成了无形约束。公众的心理过程和情绪反应必须纳入到公共安全卫生事件的决策之中，从而增强防控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同时彰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治理道德。

（二）合理搭配信息输出，平衡公众情绪反应

在客观真实地公布疫情攻坚期的相关数据时，政府部门需适当考虑长期的负面数据对于公众情绪健康的伤害，从而辅以其它方向、其它内容的信息输出，从而平衡公众的心理认知。在准确公布疫情的诊疗情况的同时，政府部门可透过其它媒体渠道，分享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的生活实况，或报道其它地区自发的公益性援助活动，激发公众内心的团结意识和道德情感，鼓舞其与全国同胞一起渡过难关的信心，将客观的科学准确与主观的人文关怀相结合，从而实现有温度、有深度、有刻度的信息治理。

（三）加强网络和现实社区建设，提高社会自我治理能力

鼓励营造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网络社群和线下社区，牢固居民间实在、温暖、高质量的联系纽带，提升社会内部信息筛选和净化能力，增加社会自主的健康情绪供给，使得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公众即使面临悲观严峻的防控形势，也能够在物理隔离的屏障之外获取心理联结，自我调节和安慰。

（四）关注情绪导向，警惕情绪变质

借助网络爬虫和自然语言分析处理技术，透过高流量的网络社交平台，密切关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展时的居民情绪动向，谨防公众情绪“滑坡”等可能伤害社会稳定性的次生公共危机的出现，警惕不明势力有意煽动公众情绪以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并作好调整公众情绪的必要预案措施。坚持做到积极观察，消极干预，必要时刻主动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