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课题”的智库报告成果之一。
社区是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以“共同地域”为基本依托形成的社会基本单元。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社区是前沿阵地和第一现场，是基层信息枢纽和前沿服务端口，是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响应、处置和恢复的承载平台。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疫情的爆发，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在疫情防控中，社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武汉市、湖北省和国家卫健委也分别出台关于加强社区防控的指导意见，将社区防控视为整体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各种潜在和叠加的风险，各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在属地化管理的背景下，社区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创新和完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必须坚持集中统一领导，也必须坚持预防为主和以人为本，全面推进幸福社区、平安社区和健康社区建设，这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一、 社区应急管理：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基本构成要素
关于社区的研究肇端于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önnies）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对社区进行了研究，认为社区是一种富有情谊的社会团体。自此，社区作为城市治理中极具重要性的研究范式一直被关注与讨论，各国政府也将社区治理作为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在中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分工引致了“单位制”的祛魅，后单位制时代，社区成为审视国家与公民关系的重要场所。顶层设计的文件也逐步将注意力聚焦至社区，如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的背景下，社区建设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可以说，社区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是社会成员获得公共服务的重要场所，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主要任务之一。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
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伴随着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这类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关联性、不确定性、复杂性、非常规性、衍生性等特点。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既是国家突发公共事件防控的基点，又是国家突发公共事件防控的末端，社区应急管理则具有灵活性、及时性、扁平型等特点，如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社区能够利用距离优势和网格化管理第一时间阻断传播源。社区作为行动主体，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是突发事件的直接应急管理者，是上级政府指挥体系中的执行者，也是多元参与主体的协调者。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能力的建设，事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已经阐明了社区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加强城乡社区综合减灾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等都提及了社区或居（村）委会的作用。然而，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仅对社区如何参与应急管理实践作了笼统的表述，具体到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则并未有详尽的规定，如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的结构框架构建、各参与主体的权责利界定等。
每一次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会引发全社会对既有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能力的反思，也会进一步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和能力优化。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是对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社区应急管理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即使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依旧存在亮点，许多“无疫情社区”的创建为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样本与经验。“无疫情社区”是以“疫情零发生”和“防控全到位”为基本标准，通过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机制，针对疫情防控的各环节和各领域全覆盖，并充分发挥宣传和动员的作用，人人参与，严格防控，以阻断病毒传播。然而，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也暴露出短板和不足。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如社区应急管理依旧呈现出行政主导下片面的自上而下动员模式，街居制下社区的主动性式微，顶层设计所倡导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中多元参与主体存在权责利真空的问题，常态化的社区预警监测和脆弱性分析不足，社区应急保障能力低下，社区常态化应急教育与培训机制欠缺，社区规划中对社交距离的漠视，信息技术在社区建设中的应用仍不够广泛等。
二、 集中统一、预防为主和以人为本：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原则
早在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安全社区宣言》中便倡导了“安全社区”的理念，1999年联合国又再次将防灾战略的注意力聚焦至社区，“防灾社区”建设成为灾害治理的又一重大理念，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将“韧性”的概念引入了城市治理中，“韧性社区”亦成为城市建设与管理所追求的目标。西方各国也逐步在理论与实践中探索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各种模式，如美国的“应急管理全社区模式”倡导建立一个囊括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内的网络治理模式，通过提高多元参与主体的应急管理能力，以优化社区的防灾抗灾减灾体系；澳大利亚的“有准备的社区”则聚焦于社区和家庭在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预案演练等方面的成效；日本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社区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社区等地方自治体被视为防灾抗灾减灾的主体，而社区及其成员的自救互救能力建设更是日本应急管理实践中一再强调的重点。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在2003年的SARS事件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和应急体制、机制、法制）为核心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稳步发展。2018年，中国组建应急管理部，突破了以往单灾种和单部门多头应急管理的局限，在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职责的基础上，整合各部委应急、公安消防、民政救灾、国土地质灾害防治、水利水旱灾害防治、农业草原防火、森林防火、地震应急救援等职责，以适应新时代现代应急管理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特征。就社区层面而言，无论风险如何变化，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核心价值目标是不变的，即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下，贯彻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注重预防为主的安全治理，推动社区应急管理常态化、属地化、科学化、超前化、规范化、法制化、社会化、专业化和民主化发展，建设幸福社区、平安社区和健康社区。
（一）集中统一的领导体系
社区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属于社会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具有公共性、公开性、公益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非对称性、托底性、普惠性和强制性等基本属性。因此，对社区重大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就应该采取集中统一的公共防治模式。集中统一，指的是将社区视为行动主体纳入国家应急管理的组织领导体系中。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单纯依靠政府或仅仅强调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作用都难以取得重大成效，而全面实施对社区防控体系的顶层设计和统一指导，不仅能够快速调配各类资源下沉至社区，也能够更好地整合社会资本，保障多元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为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预防为主的风险治理
应急管理是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全过程管理，包括预防、准备、响应、减缓、处置和恢复等环节，而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治理则主要指通过识别、分析、评估和控制等技术和管理手段降低风险的消极影响。风险治理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对各种风险源的预判、监测和预警能力，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提供循证治理的基本思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凡事预则从容，不预则应急。风险治理是应急处置与事后恢复的前置环节，能够大大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有全面加强对风险的预防才能最大可能地控制与消灭风险，才能在风险转化为突发公共事件时减少损失并提高治理效能。社区应急管理体系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前站，而风险治理是应急关口的进一步前移，作为风险治理的最先一公里和第一响应者，社区的组织形态在风险治理的精细化与便利化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在特定的空间和人群中，社区风险治理能够更加迅速和精准地对风险进行预判和监测，尽可能实现治早、治小、治初期。可以说，风险治理不仅是社区的主职主责工作，也能进一步发挥社区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应急管理“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
（三）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和最终归宿。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担纲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了强大的支撑。然而，片面的经济发展却也引致了“为了发展而发展”的怪象。在这种背景下，各种自然和人为的风险交织，极易造成社会张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社会转型期伴随着人民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人民群众在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等方面有了更强的表达欲望和更高的内在诉求，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型回应了这种变化，同时标志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轨，也为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自觉。社区即人区，以人民为中心，就应以人为根本，以社区为基础。需要明确的是，社区居民面临共同的风险，也具有共同的应急目标，他们是社区突发公共事件的受害者，也是社区风险治理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应急管理成果的受益者。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的以人为本，一方面是从科学客观的角度考虑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是充分体现回应性，即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要反映社区居民的需要与期待。当前，单位制的式微让社区的城市载体作用更加凸显，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必须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不断创新和完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不断提高社区应急管理能力。
三、内容体系与结构框架：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主要内涵
内容体系与结构框架是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主要内涵，是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标尺，是社区在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关于任务安排、工作推进和权利配给的规划与设计。由于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的政策文件难以对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主要内涵做出可操作性的细化规定，因此，社区根据实际情况与自身条件对应急管理的内容体系与结构框架进行再安排和再细化，能够为社区应急管理实践提供基本的思路。
（一）内容体系
内容体系，主要是基于时间序列对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各阶段工作的意义、特点与任务作出的设计与安排。罗伯特·希斯（RobertHeath）在《危机管理》一书中将危机管理的流程定义为4R模式，即缩减（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恢复（Recovery）等四个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将应急管理过程分为预防、预警、处理和恢复四个阶段。本文认为，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包括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响应与处置、恢复与重建四个阶段。
预防与准备，是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基础，直接决定了社区应急能力建设的效能。预防与准备阶段，包括社区应急管理预案和体制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包括对社区各类风险源的识别、排查与诊断，也包括常态化的社区居民应急教育与培训，还包括应急管理保障体系的建设，如应急救援服务站点、应急管理人才队伍、避难安置场所、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等。同时，对应急管理体系多元参与主体的动员与管理也是预防准备阶段的工作重心。
监测与预警，是在危险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时对其进行控制、减缓或消除的阶段，是应急工作正式启动的第一个关口。社区信息的有效流通、资源的迅速合理调配、风险的预判和分析、社区居民的动员与预警都是这一阶段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响应与处置，是在公共事件已经突发的背景下，社区响应自上而下的应急指挥体系，积极组织和动员各参与主体，紧急调配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利用针对性的技术手段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处置的环节。在这一环节，社区既要配合基层应急指挥平台的应急救援处置行动，也要积极发挥社区自身的行动主体作用，组织和引导居民积极进行自救和互救。
恢复和重建，是应急管理的事后处置环节，既包括对突发事件消极后果的治理，也包括对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评估与反思。在恢复与重建环节，政府虽然发挥主导作用，但由于社区是突发事件的第一现场，恢复和重建工作又是一项精准和长期的工作，各类公共服务或非公共服务依旧需要依托社区，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法独立完成恢复和重建的工作，社区在损失补偿、污染物清理、受害者心理疏导与保健康复、设施恢复与重建、问题发现与经验总结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
（二）结构框架
“一案三制”是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的总体结构框架，在国家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应急管理体系的结构框架而言，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社区的应急管理体系结构框架如果片面寻求“上下一般粗”和“上行下效”，而不考虑社区这一基本治理单元的实际情况，则会大大降低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有效性。因此，基于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宏观结构框架的方向性与指导性，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的结构框架应包括如下内容。
1.社区应急管理预案
“一案三制”是2003年抗击SARS之后，我国逐步建立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由应急管理预案、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构成，应急管理预案则包括总预案、部门预案和专项预案。具体到社区一级，“三制”以上级部门的既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根本遵循，而预案编制则必须强调精细化和可行性。社区应急管理预案包括社区本级的应急管理预案，也包括社区内驻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编制的部门应急管理预案，预案内容涉及组织体系、预防与预警机制、响应处置机制、宣传培训机制、平时演练机制、应急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应急储备物资配置、应急专业队伍建设和志愿者队伍建设等。
2.社区应急管理指挥体系
面临突发事件时，只有健全有效的社区应急指挥体系，才能更好地整合社区可调配的人财物，提高响应和处置能力。从整体上看，社区应急管理指挥体系是基层应急管理指挥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协同应急管理、公安、卫健、武装力量等有关部门参与应急管理。就社区层面而言，社区应急管理指挥体系的构建应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村）委会和社区服务站为主导，协同驻社区有关单位、业委会等社区自治组织、企业（如物业公司和保险公司等）、NGO（如行业协会和基金会等）、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尤其是居民骨干，如专家学者、退伍军人和热心居民）等，建立政府联络、处置救援、后勤保障、疏散安置、治安保障、医疗防疫、信息采集、宣传动员、志愿者动员与管理等工作小组。
3.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的参与主体
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应是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社区两委一站、社区其他自治组织、驻社区单位、企业、NGO、志愿者和居民。政府具有绝对的资源优势，但其在直接介入社区治理时也会面临信息不对称等政府失灵情况。社区中的两委一站（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村）委会和社区服务站）是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枢纽，其上对街道下对居民的组织优势能够更好地推动应急管理各项工作的开展。社区中还存在如业委会等自治组织，这一类自治组织具有较强的社区动员与自我管理能力。社区辖区内的驻社区单位能够发挥其本身的行业优势，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下沉至社区。NGO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本和专业能力，在社区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基金会、行业协会等NGO能够充分发挥其社会资源整合、专业技能培训的职能作用。企业具有一定的逐利性，但在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不仅需要物业公司和保险公司这类依托于社区营利的企业积极发挥作用，也需要更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投身其中。志愿者是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突发事件防控过程中社区原有的社工人数有限难以支撑起庞大琐碎的日常工作，社区应急管理的直接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都是社区居民，社区居民的应急自救和互救能力，以及参与应急管理的积极性，直接影响到社区应急管理的成效。
4.社区应急管理保障体系
社区应急管理的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人财物三个方面。第一，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不仅需要常态化的应急专业队伍，在应急响应和处置过程中也需要志愿者和社区居民承担组织、协调、动员、沟通、防控、监测等工作。第二，社区应急资金由财政资金、自筹资金和社会捐赠构成，合理配置社区应急管理资金需要基于事权和财力相对应的原则。第三，社区应急储备物资保障体系，包括计划、协调和管理等环节，必须确保充足性、动态性和及时性。
5.社区应急教育与培训体系
社区应急教育与培训，是培养社区居民风险意识、培育社区居民自救互救文化、提升社区居民应急能力的重要途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社区应急教育与培训体系重形式轻反馈，导致社区居民整体应急能力不强。面临突发公共事件时，社区居民往往存在被动观望、寄希望于政府的心态。一旦错失了对风险的最佳防控时机，将会极大地提高后续应急管理的成本，也会增加不必要的损失。应该明确的是，社区应急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的主体，是政府、社区自治组织、驻社区单位、企业、NGO等，而应急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的核心客体是社区居民，具体内容应囊括安全教育与培训、生命教育与培训、风险教育与培训、健康教育与培训等。
6.社区应急科学技术手段
社区突发公共事件种类多，且极易衍生出各种次生问题，在应急管理的风险识别、信息沟通、风险监测、危机预警和处置救援等阶段，仅仅依靠经验和管理不能完成既定的目标。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重塑着社会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应用手段。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手段能够在组织动员、风险识别、灾害预警、联防联控和信息传递等不同场景中发挥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作用，而各类传感器、无人机、卫星技术、地质勘探专业设备等能够在面对不同灾种时充分发挥科技的救援优势，是社区应急现代化、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自动化建设的重要辅助工具。
四、 路径与措施：新时代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的创新与完善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各类风险交织叠加，突发事件处于易发多发期，这是一个基本国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的成效。因此，创新和完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着力培育社区应急管理的基础能力、救援处置能力、保障能力和协同治理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
（一） 创新和完善社区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
社区层面的应急管理法制建设主要以上位法为基本依据，而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制度保障主要依赖于社区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因此，创新和完善社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是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创新和完善社区应急管理指挥体系。指挥体系既要囊括多元参与主体，充分发挥多元参与主体的职能作用，又要依据实际情况设立涵盖应急管理工作各方面的专业工作组，同时要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建立全覆盖、高效率、扁平化的应急指挥平台。另一方面，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局面。社区应急管理要突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多重困境，政府主导是政府依托其优势合理引导，而社区党组织、居（村）委会、社区服务站、NGO、驻区单位、企业、志愿者和社区居民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多元参与主体仍然存在着合法性式微、合作失灵和自主性缺失等情况，“社区治理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治理，社区内多元主体间的情感纽带、利益联结与公共责任意识都尚不能成为社区运转起来的驱动机制”。因此，政府要适度合理地分权和赋权，明确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责利配置，激发各主体的自主、自觉和自发意识。
（二） 科学合理编制社区应急管理预案
一是要高度重视社区应急管理预案的编制工作，从被动应付转为主动落实。二是应急管理预案不仅要遵循各级政府一案三制的基本原则，更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针对社区的基本情况，编制操作性强、简洁实用的应急预案，不断提高应急预案的科学化、标准化和专业化水平。三是以应急演练的效果不断评估和修正应急预案，并实施动态化管理。
（三） 强化社区应急管理保障能力
一是确保社区应急管理资金安排尽可能匹配实际的应急管理事权，社区应急管理资金不仅要纳入地区年度应急支出预算管理，面临突发事件时，要通过紧急财政预算对社区应急资金进行财政保障。二是社区要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应急物资储备计划，并专设应急物资储备点。三是要完善社区内部的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如社区应急救援服务站、社区避难场、社区应急标识等。
（四） 推动社区应急教育与培训常态化制度化
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中的核心要素是以人为本，即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社区居民是社区应急能力建设的主体和客体，应急管理的各阶段不仅需要社区居民的配合，更需要社区居民的参与。推动社区应急教育与培训常态化制度化，不仅要超越教育培训形式主义的窠臼，也要摆脱仅仅依靠宣传栏、传单普及应急知识的传统手段，依托各种平台和载体，创新教育培训的手段和形式，让社区居民对社区潜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应知尽知，着力培育社区应急文化和社区居民风险意识，提高社区居民自救互救的应急技能。
（五） 加强社区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突发公共事件的救援力量依托于专业救援队伍和武装力量，社区层面的应急人才队伍建设依旧较为虚化，因此，必须以平战结合、专兼结合、长短结合为宗旨推动社区应急管理的专家队伍、常备队伍、专业队伍、群众队伍和保障队伍建设。第一，要依托社区既有的工作人员，发挥其扎根社区和了解社区的优势，强化对其的应急技能培训，构建一支平战结合的社区综合应急队伍。第二，要依托社区驻区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和社区居民，动员具备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城市规划等方面知识与技能的专家组建社区应急专家服务团队。第三，强化对社区志愿者的教育培训管理，利用合理的激励手段动员志愿者积极参与应急管理。
（六） 强化社会支撑系统建设
一是要发展应急管理研究的相关学科与研究机构。当前对应急管理的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的研究仍然局限于“单灾种”研究，通常分布在地质学、水利工程等学科，多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较为薄弱，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创新和完善应急管理的学科建设和专门研究机构设置，为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二是要大力发展社区应急管理科学与技术相关的产业，深化应急管理的产学研融合，大力扶持社区应急管理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
（七） 合理布局社区建设规划
社区规划建设，不仅包括新区的设计，也包括老旧社区的改造。当前中国许多社区的人口密度是不合理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社区承载了大量的人口，人口密度的过高导致了社区居民社交距离越过了安全底线，且大量的社区没有设置足够的公共空间，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极易导致风险的扩大与加速传播。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适度的社交距离是阻断疫情传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因此，通过对新建社区空间规划的合理设计、对老旧社区人口密度的规范来引导安全合理的社交距离是风险治理的源头性举措。
历次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成效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和办急事是我们党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过程中展示出的执政能力。不可否认，每一次危机爆发都折射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所存在的滞后与不足，也会倒逼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再探索、再创新和再完善。同时，在这种背景下的反思和总结，也能够拓展中国本土情境下应急管理理论体系的讨论空间。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可以想象，新时代社区仍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只有不断创新和完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才能筑牢社区安全的防线。
本文作者：黄恒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理事会理事，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隆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