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2日，由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主办的北大公共治理沙龙在廖凯原楼241顺利举行。本次沙龙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Yuen Yuen Ang（洪源远）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张长东主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宋磊，助理教授马啸、刘颜俊、曾渝、王越端、杨文辉、刘宇辰、顾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陈沐阳，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杨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刘诗尧，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雷镇环，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院助理教授杨竹菁，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博士候选人马诗琦等共同作为与谈人出席活动，近40位在校生参与讨论。

图1 洪源远教授主讲

洪源远教授首先对中国在比较研究中的定位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她以“中国真的特殊吗？”（Is China exceptional?）这一问题引入，反思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长期以来将中国视为特殊样本，并将相关研究在整个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边缘化的“中国例外论”做法。洪源远教授提出，当今比较政治经济学界的认知存在三个误区：其一是结构性的偏见导致学者认为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具普遍性；其二是学者对如何进行比较和利用比较方法得出结论的理解过于狭隘；其三是过分关注作为变量的政体。以上原因导致学界对中国政治和中国发展的解释出现了偏差。

随后，洪源远教授结合自身的科研和教学经历分析了“中国例外论”误区的心理和学理根源。她讲述了自己如何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一位发展顾问学者讨论后者观点里潜藏的“欧洲中心论”偏见，并总结出重要的方法论启发：将中国视作特殊案例的做法，可能更多是基于偏见和双重标准，而非客观的事实，在比较研究中，如果强调基于中国案例的理论有其适用范围（scope conditions），那么就必须认识到，西方案例同样有其适用范围。而在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学术语境下，基于中国案例提炼的概念和理论往往需要改头换面、适应基于欧洲案例的话语，才容易得到接受。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洪源远教授从结构视角出发展开讨论。首先，她推荐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通过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培养对历史和思想的敏感性，反思自身所持的深层的理论预设来自哪里；其次，她指出中国学者本身持有的自我神秘化和自我特殊化心理，也是“中国例外论”流行的重要原因，西方学界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力量和中国学界力图保持自身排他性（exclusion）的力量强有力地共同促成了现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构性张力构成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基本处境。

中国学者应当如何面对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洪源远教授以自己的著作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和China’s Gilded Age为例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两部专著中，她始终坚持从一般性的治理和发展理论视角考察中国案例的启示，而非将中国当作既有理论的例外进行特殊化的分析。她认为，持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首先是理论工作者，其次才是应用型的中国研究者（first and foremost a theorist, and then applied China scholar）。要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可以从历史学尤其是“应用史学”（applied history）研究方法中吸收灵感，同时对相似性和差异性保持敏感。洪源远教授认为，如果真正对西方历史有良好的认识，就可以洞察发展政治经济学中看似普适的理论中的特殊性所在，并对“什么是相似的？什么又是不同的？”这一根本性问题产生新的有价值的思考。

最后，洪源远教授认为，在缺乏好的研究问题或缺乏对涉及案例的深入掌握的情况下，比较研究往往是没有价值的。她建议学者从扎实的问题和对案例的深入理解出发进行研究，以此作为保障，即使是单一案例也能产生很好的普遍性见解。

图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宋磊教授发言

在随后的交流中，参加沙龙的与谈人分别就中国案例与第三世界国家经验的关系、中国与日本发展经历的比较、对中国案例进行理论普遍化的挑战、如何从比较视角全面理解世界历史、国家与次国家比较的可能性以及在教学和研究上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方法等一系列话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与洪源远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图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沐阳助理教授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