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1日，“第四届政治思想史论坛：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创新”在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成功举行。本届论坛由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大学国家安全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思想史》编辑部、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
来自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政治学会等专业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新疆大学等高校，以及《学海》、《江海学刊》、《北大政治学评论》、《中国政治学》等刊物的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政治思想史的学术前沿和学科建设问题。
论坛开幕式由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郭沅鑫主持。新疆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顾光海，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刘训练，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段德敏先后致辞。
顾光海老师对各位专家学者在新疆大学建校百年之际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对新疆大学及政治学学科的关心和支持，指出政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政治思想基础理论研究是政治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希望本次会议对学界贡献新思路和新视角。
刘训练老师介绍了政治思想史论坛的缘起与本届论坛的主题选定，指出政治思想史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因此政治思想史学术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问题意识的提高、研究对象的拓展、研究进路的多样化和研究方法的精细化是推动政治思想史研究发展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学界重视。
段德敏老师指出，政治思想史论坛从京津地区扩展到新疆地区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研究方法在以往的讨论中鲜少被提及，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期待本次会议能够聚集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就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激发思想的火花。
第一场研讨由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韩隽主持，与会专家以“政治思想史方法论的一般性议题”为主题展开探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以“关于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若干思考”为主题，从五个方面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一是曼海姆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也即哲学的方法、思想史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方法；二是“传统”的方法，主张尊今贬古，强调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的基本价值；三是施特劳斯的方法，重视历史与哲学的结合与文本解读，主张探求文字背后的隐秘教诲；四是剑桥学派的方法，基本立场是“语境主义”，直接批评对象是思想史研究中的“文本主义”；五是沃格林的方法，强调对“政治观念史”的反思，认为政治观念必须在人类探索政治咨询的框架中去理解。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以“选择方法或是拒斥方法：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方法意识”为题，指出在今天方法已经非常泛滥的情况下，如何免于方法的“奴役”，成为每一位学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对于初学的研究者而言，方法是必要的规训；而对于成熟的研究者而言，过于遵守方法的规训，反而会限制创新意识的产生。其次，要对方法进行“祛魅化”，避免陷入对既有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一味模仿、欣赏或者是崇敬，因为研究方法不能替代研究问题。最后，方法是一个时期对成员做出的规训，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有缺陷，要突破方法的约束，让方法成为剖析问题的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锋以“不期而至的转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问题”为主题，从国家形态、治理体系和政体类型三个方面，指出随着国家治理和共同体构建进入攻坚阶段，思想史研究在强化建设性和治理性供给的同时，也需要深化反思批判，在建设性社会科学和批判性社会科学之间保持积极张力，避免陷入纯粹观念性的意识形态耗争。就此而言，思想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体现出直面实践探索的开放性，推进学科不同领域的贯通联动，有待于学界在这一不期而至的转型中开拓新局。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海洲以“‘温故’的时间结构：政治思想史叙事中的体验叠合及其历险”为主题，指出历史的建构与解释都需基于“人的体验”，而基于“体验”的思想史研究则是研究者基于其内在的和对世界的体验，对思想家之内外体验的情景和成果进行“再体验”的过程。政治思想史的叙事是一种“温故”的艺术与科学，是一种应然与实然的体验叠合，在这种叠合状态下，要避免“遗忘”和“错觉”的时间危机，通过现象时间的内体验，增强对各种时间的体验感。
第二场研讨由《江海学刊》编辑部成洁编辑主持，主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反思”。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孙晓春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逻辑分析方法”为题，指出虽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很少直接讨论逻辑问题，但任何思想体系都固有其逻辑结构，用逻辑方法解读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可以发现一种新的视野，但在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时需一定程度上摆脱实证思维。孙晓春老师还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原因，即破解传统政治思想的逻辑前提、解构思想家的推理过程以及探寻思想家的道德诉求，同时强调需从概念入手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尤其是通过概念分析，解读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阳以“立教与救市：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可能的解读视角”为主题，介绍了孔子及儒家政治哲学历史地位的合理视角。杨阳老师首先以“立教”这一概念指出孔子和孟子、荀子的运思理路，其次分析了“礼”理论演进中呈现的普遍法则以及强调功能性的两种趋向，最后分别介绍了“礼”内在性基础之建立、“礼”的内植及其后果、路径规划以及孟子和荀子的分野。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师伟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论价值及其实现方式”为主题，从知识论的三个层面来探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是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能够创造什么样的知识与人民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紧密相关；二是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所产生的知识的价值；三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知识创造者的角色，其知识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不断的发展创造。他认为在知识实现过程中应当以历史的真实性为基础，然后进行包容性的分析。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黄晨以“为什么思想史研究需要制度史资源？——以传统中国官员选举制度为例”为题，他强调对于政治学等学科而言，规范理论需与经验研究相对接，思想史与制度史也需要互助。黄晨老师接下来以官员选举“如何做到贤能”、“如何做到公平”等多个维度对选举这一案例展开阐释，同时从互不干涉、价值多元、学术积累三个原则，指出思想史引用制度史资源所做的规范研究与纯粹做制度史的经验研究之间的区别。
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董成龙以“政治的形式化与形式主义的政治：中国史的一个政治哲学论纲”为题，详细讨论了形式化的概念及其应用，通过制礼作乐、由血缘到地缘、统治空间的形式化、由选举到科举、社会结构以及名器这6个例子介绍了中国政治形式化的具体表现。他认为形式化固然是好的，但长此以往会出现形式主义，届时人们就会忽视形式或制度设计的初衷，而只是流于形式的表面。当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倡自我革命，意味着在形式主义之下重新塑造政治形式，使政治生活永葆生命力。
第三场研讨由《学海》编辑部成婧研究员主持，以“当代政治思想研究的方法与反思”为主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谭安奎以“如何重申政治现代性的基调：极化年代的政治哲学”为题，对政治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政治现代性具有自反性的基本特征，并拥有三个支点，即个人主义、领域分立与进步主义，但三者之间是不平衡的，例如个人主义有强弱之分，也具有内在颠覆性的特征。对此，他进一步提出了“要承认个人的尊严是有社会基础的”和“要在社会科学层面思考对社会工程的批评”等克服内在弱点的进路。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玮分享了对“没有方法论的政治思想研究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表面是谈历史问题，而更深层次的是政治理论问题。毋庸置疑，政治思想研究需要重视方法论。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古典语言学训练（特别是如何还原语义和语境含义），历史学训练，以及逻辑的方法。
段德敏老师以“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主题，提出我们需要有方法论自觉的、扎实的思想史研究。他借用阿伦特之语指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特性就是“过去与未来之间”，我们身处现在，面对当今天世界的问题，阐释过去的思想，激活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在此基础上，他重点区分了两种典型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进路：一种是以斯金纳、阿伦特等人为代表的，问题面向的、开放性的对过去思想史资源的阐释、挖掘和使用，拒绝和反对提前预设某种潜藏在思想史中的真理，但同时又不失价值性关怀；另一种是以施特劳斯等人为代表的，以一种真理性的预设来统领对思想史的研究。段老师认为，一般而言，这两种方法进路同时也指向了两种不同的对“政治”的看法，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完全“中性”的。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高景柱以“两种社会契约论”为主题，探讨了两种古典社会契约论、后人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以及社会契约论在20世纪的新发展。首先是古典社会契约论的分类，他认为包括霍布斯式与洛克式、康德式与卢梭式两类。两者有明显不同的目的，前者关注政治的起源，而后者则关注政治应当是怎样的。其次，他谈到了休谟、边沁和黑格尔等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最后，高景柱老师认为，社会契约论在20世纪的新发展，主要继承了古典契约论的精神。
第四场研讨由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赵璇主持，与会专家以“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方法与反思”为主题展开分享。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谈火生以“活的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维度”为主题，从作为语境的历史、作为典范的历史和作为后果的历史三个维度，分析了历史背景和政治思想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并认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仅要有思想的“醇度”，也应有历史的“厚度“，应将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在思想与历史的互动中来把握思想的脉动。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潮以“巴洛克与早期现代——政治思想史断代的一个方法论问题”为主题，从“个案问题”与“理论问题”两方面入手，首先介绍了博卡里尼及其著作《帕纳索斯消息》的特点，进而引出马基雅维利的间接解释与红色塔西佗主义。随后，他提出早期现代与巴洛克这两个断代概念的相关性，继而引发对四个问题的思考：西班牙黑色传说与拉丁美洲文化问题、欧洲的南欧-北欧分野问题、现代性问题中的“南欧-拉丁文化”问题以及巴洛克现代性问题。
刘训练老师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概念史方法之我见”为主题，介绍了概念史的历史变迁，认为应辩证看待西方的概念史研究。他指出方法论研究要与具体实例相结合，并提出概念史研究的几点建议与主张：概念史研究需要丰富的语料库，对核心概念的“家族”（近义词、同义词、反义词等）也应加以研究，应注重概念史与哲学史社会史的关系，需特别关注历史节点，以及应重视首次出现或变化的概念。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何涛以“反思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英美中心主义问题”为题作了分享，他认为国内对西方思想的研究过于偏向英美，对英美以外政治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对英美内部的“非主流”思想关注不够，并存在以英美问题意识筛选研究其它思想家的倾向。对此，他指出，应加强对英美之外西方国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加强政治思想研究与政治现代化、比较政治研究的互动，以文明底色——生活方式——政治制度——政治理论——政治话语为探索方向进行研究。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童志超以“古雅典民主与政治代表：一种基于类型学的考查”为题进行分享，认为古雅典民主不能等同于直接民主，进而引出对“代表”概念的界定与分析。他引用皮特金的代表观类型学，发现流行的五种代表观在古希腊都出现过。童志超老师强调要“让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进而纠正我们的当代偏见，扩充我们的政治想象。
论坛闭幕式由段德敏老师主持。黄晨老师作为本届论坛主办方代表对会议作了总结。他认为各位专家为未来的思想史研究提出了“三个结合”，即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大方法与小案例的结合、产学研的结合，为基础学科的建设提供了真知灼见。谈火生老师作为下届论坛主办方代表，回顾了政治思想史学术共同体的缘起与发展，对本届论坛的圆满举办表示祝贺，也欢迎学界同仁前往清华大学，继续支持第五届政治思想史论坛。最后，论坛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