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8日下午，主题为“中国政策环境评价的理论与实践进展”的讲座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504教室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徐鹤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北大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王镝主持。

讲座伊始，徐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中国环评体系的发展历程。他指出，中国的环评体系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最初仅针对单一建设项目。2002年，《环境影响评价法》将评价对象扩展至政府制定的规划，涵盖土地利用、流域、区域等十大专项规划。2014年后，中国进一步探索政策环评，试图从顶层设计上解决环境问题，要求对重大经济政策开展环境影响分析。

在政策环评的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方面，徐老师介绍道，美国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已将政策、规划和项目纳入环评范围。美国的环评程序包括对照豁免标准、开展影响评估、征求公众意见等环节。世界银行推行的以制度为核心的政策环评框架，强调政策形成机制分析、利益相关方对话、环境问题识别与机制调整。欧盟的影响评估则分为初步识别和详细评估两个阶段，涵盖经济社会环境多方面内容。在我国，政策环评的实践始于2014年，由南开大学等机构与环保部门合作开展试点项目，涵盖新能源、城市主题及能源转型等领域。2021年，国务院要求开展重大经济政策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2022年出台的《技术经济政策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指南》进一步推动了政策环评的规范化。

徐老师由浅入深，以案例生动说明政策环评的重要性。例如，80年代的“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政策虽促进了经济增长，却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新能源汽车政策虽在使用端环保，但电池生产和废弃环节仍存在高能耗和污染风险。他强调，政策的影响远超单个项目，需从全生命周期评估其环境效应。

目前，我国政策环评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政策本身复杂，涉及多部门协调，实施过程中易出现衔接问题。其次，环境风险识别和优先环境问题的确定存在困难，如新型污染物的环境健康影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政策环评的实施还需考虑费效分析，确保政策的可持续性。针对这些问题，徐老师建议：一是从制度上逐步将政策环评纳入法律文件体系，实现从政策到规划、计划的全链条落地；二是注重跨学科方法学的应用，加强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融合；三是进一步开展政策环境试点，积累经验并优化评估方法。

最后，徐老师以京津冀协同政策为例，详细分析了人口、产业和空间政策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北京的严控人口增长政策虽缓解了城市病，但产业转移和人口流动对环境的影响复杂。例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虽降低了北京的污染物排放，但可能导致接收地的污染增加。此外，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布局和交通规划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显著影响。徐老师强调，政策环评需关注政策的全生命周期，从原材料开采到产品废弃的全过程环境影响评估至关重要。通过生命周期评价，可以更准确地识别环境风险点，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在互动环节，同学们就产业转移污染、行业标准差异等问题提问。徐老师回应，需通过生态补偿和统一环境标准避免“污染转移”，并呼吁生命周期评价成为政策评估的核心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