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抗疫专题五：黄璜 | 从疫情看我国数字化治理的新特点、新要求以及发展趋势

问题一：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数字技术体现出哪些新特点、新亮点？

黄 璜：面对危机，信息公开和知识普及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些方面，数字化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首先，在国家做出防控部署后，各地疫情数据就立即通过全媒体方式滚动报道。政府网站、央媒地媒、政务微博微信都在发布数据。全世界科研机构利用这些数据迅速展开医学研究和社会研究，并且把研究结果迅速通过网络发布，形成全球性合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各国政府以及专家对中国的透明性和相关举措表示高度肯定。政府不是全能的，遇到危机，单靠政府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是政府和社会共同行动。主动公开数据就是要向全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传递信号：一是中国政府正在积极作为，我们要有信心；二是要形成全社会动员，让公众高度重视，注意防范，要众志成城抵御病毒。

其次，政府积极利用大数据来防控病毒传播。一些地方政府与电信企业，交通运输企业等合作，通过对电信大数据、交通大数据的分析，掌握疑似患者的出行路径，及时对可能的疫情进行布控，同时能够提醒相关公众能够了解到面临的风险，及时自我隔离或者尽快就医。有人质疑，认为这种方式可能侵犯了个人的隐私。在我看来，是否侵犯隐私，关键是看对数据是否存在滥用行为。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合理使用企业提供的公众出行数据，并注意保护个人的敏感信息，这不仅是应当被允许的，也是智慧社会管理的重要方法。在实践中，政府对这些数据采取匿名化方法，仅公布交通线路和可能停留过的场所，这就比较妥善。

第三，这次疫情公布后，很多专业人士通过新媒体向社会传播专业知识，比如关于病毒致病的原理、个人防护的有效措施、历史上的疫病防治经验、最新的科研研究成果等。这些知识传播通俗易懂，便于非专业人士理解，对于疫情控制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古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了专业原理知识和防护知识，才能做到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这也是我们讲多元治理、共同参与的重要实践。

问题二：数字化工具为应急状态下的社会治理与民生服务提供了哪些支撑与启示？

黄 璜：疫情控制的关键是要隔离传染源，减少人们在物理空间中的相互来往，从而降低社会风险。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能够脱离物理空间的约束，重新建立人们之间的联系，所以数字化在应急条件下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现在我们都是通过网络媒体来发布各种信息通知，速度快，效率高。现在很多企业复工后都使用一些在线办公软件，这些软件提供的在线办事、远程会议、网络硬盘这些数字化功能都可以支撑在家办公或者异地办公。有些地方政府在这方面行动很快。比如，浙江利用钉钉平台在48小时建起了一套疫情防控管理系统，可以锁定潜在疫情风险，下发防控任务到具体责任部门及责任人。

其次，疫控时期的生活学习肯定会受到很大限制，数字化至少可以起到缓解社会压力的作用。比如，很多网站加大了网络优质内容的提供，学校里也通过在线网课落实“停课不停学”等。我们的同行们也在通过网络进行课题讨论，发放在线调查问卷，建立数据库等，这些措施和产品可以丰富社会公众在特殊时期的生活，更重要的还是能够缓解社会心理压力。

问题三：在紧急状态下，容易出现信息发布不能完全满足受众需求，谣言和不实传言被大量转发等局面。这对治理能力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

黄 璜：第一，政府必须明确认识到，信息公开不是负担，而是义务，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必选项。在网络条件下，一方面是靠传统的信息封堵不可能阻挡真实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在网上发布信息会“留痕”，所以信息公开不仅要及时，还要认真，不能敷衍了事，不能以一己之私，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为此还是要从认识上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信息公开素养。

第二，这次疫情防控带来的一项新课题是对所谓谣言和不实传言的判定问题。理论和原则上都好理解，但在实操中比较难判定。社会生活中的谣言和不实传言每天都有，网络的确是有放大效应，但是小谣言能够形成大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真实准确的信息缺位：一方面可能是没有发布真实准确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虽然有发布，但是缺少更接地气的信息渠道。网络信息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和过去相比，政府在网络时代可能要为信息治理付出更多成本，这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挑战，需要有整体性思维以及体制和机制的调整。

问题四：未来互联网、数字化工具还将怎样助推社会治理与国家发展？

黄 璜：有人讲，要有“新官员才能有数字政府”。虽然有些夸张，但反映了推动数字化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领导干部对数字化治理的认识、态度或动力。

第一，必须认识到数字政府或者数字化治理是一种治理转型，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着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内容。转型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是政府在数字时代或者智能时代所必须做出的改革。数字化带来了变革，正在形成新的秩序或者说规则，政府治理如果不转型，不积极地去改革，就无法适应这种规则变化。比如说，平台化目前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市场模式，既然企业能做到平台式的服务，政府为什么不能？政府的服务能不能像淘宝上买东西一样方便？这些问题都是地方实践中提出来的，反映了转型的重要思路。

第二，必须认识到数字治理不仅是一种技术平台，而应该是包括平台、工具和各种制度建设为一体的综合体系。数字化正在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体系，会有很多好处，也会有很多风险。有些风险和问题是过去就有的，可能被数字化放大；有些问题过去不存在，是由数字化带来的。既不能因为收益而枉顾风险，也不能因为风险而回避创新。有些风险可以通过技术或者科学来解决，有些则涉及到价值问题，那就要通过法律来解决。对于公共决策者来说，一方面应知道数字化首先是治理实践，要敢用，用起来才知道好不好用、需要怎么完善；另一方面又需要谨慎的态度，尤其对于涉及社会利益的分配，要谨慎，并能兼顾不同的相关群体。大胆和谨慎，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并不一定冲突，关键是要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要用技术为人民谋福利。

第三，必须认识到既不能把数字化搞成形象工程，又不能迷信技术。现在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这些新概念，大多是“耳熟”却不“能详”。商业化对技术的过度包装缔造了很多技术神话，有些的确是有所创新，可有些还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有些地方搞数字化，只是搞形象工程，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要么就不愿意听真话。也有确实没弄明白的，之前把技术看作无所不能，实施的时候又常常“瞎指挥”。数字化建设既不可能完全靠政府自己实现，也不可能都由企业来做，而是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共同创新的结果。必须踏踏实实地和治理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大胆设计，小心推进，从业务中逐步发现技术需求，利用技术逐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业务和技术之间要相互适应。

本文专家：黄璜副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副所长。